在眾人噤聲的戒嚴時期，羅大佑歌曲中的反叛精神，曾經是最令流行音樂界驕傲的存在。
在台灣社會歷經解嚴十年的洗禮之後，反叛與媚俗間的光譜逐漸模糊。
當商業體制主宰一切時，流行音樂裡的反抗，可能只是為了媚俗；而表面的媚俗；才暗藏著顛覆的企圖……
撰文╱徐子婷
媚俗與反叛，在戒嚴時期是黑白分明的兩個區間；在政治上是如此，反映在最能代表大眾文化的流行音樂上，亦如是。當流行樂壇瀰漫著淨化歌曲、風花雪月的愛情呢喃，或是年少青澀情懷感傷時，羅大佑犀利的歌詞、一身黑衣墨鏡的姿態，曾經是戒嚴時期最具反抗的象徵。
七十六年七月政府宣布解嚴，過去在政治或社會上所不被容許的聲音，開始獲得鳴放的自由，民間社會力也在尋找各種釋放的出口。然而對流行音首樂來說，雖然「反抗宗師」羅大佑自香港返台，但是新專輯「愛人同志」中，因激昂的抗議批判淡化、憤怒青年形象不再，而被許多人視為「變節背叛」。大家立刻為流行音樂「反抗者」的地位，尋找新的繼承者。
在七十八年解嚴後的首次縣市長大選前，水晶唱片發行「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專輯，接續的正是這棒香火。擔任這張唱片企畫，現為滾石唱片國內三部部長林秀麗回憶，「抓狂歌」當時被認為「有違善良風俗」，遭到電子媒體全面封殺。但是「黑名單」作品中展現的強大批判火力，正好填補了「後羅大佑」時期的空虛，尤其是歌詞中不斷反覆出現的「我要抗議、我要抗議」，更是赤裸裸地呼應解嚴初期，台灣街頭不斷出現的抗議場景。
另一方面，在廣大的主流音樂市場上，唱片公司開始以更健全的商業機制，滿足群眾的需求。張雨生、王傑、周華健、張信哲、趙傳，開發了分眾市場。九其是趙傳一首「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的竄起，更顛覆了傳統明星的定義。
樂評人翁嘉銘指出，解嚴帶來的多元價值觀，使得趙傳這種過去不可能被接受的「另類偶像」也得以生存，他代表著「其貌不揚、卑微小人物的心聲，也應該有人傳達」。「小虎隊」的出現，不僅開啟了台產青春偶像的時代，也將流行音樂的年齡層向下探底到小學生，成為全民的通俗文化。而陳淑樺的「夢醒時分」達到國語唱片有史以來的八十萬張天量，標榜著「都會女性愛情代言人」，象徵流行音樂的分眾時代正式來臨。不論是反叛小眾，抑或是流行媚俗，消費者開始依據流行音樂的分眾市場，對號人座。
是進步，還是背叛？
然而，解嚴之路走了十年之後，媚俗與反叛問的明確界限，卻開始褪色。
當政治理念迥異的獨派民進黨和統派新黨可以暢談「大和解」，而在李登輝的意志下，國民黨竟然能和民進黨聯手，虛省廢掉總統愛將宋楚瑜。當新聞躍上報紙頭版時，其實宣示著黑白左右不再分明的「後現代時期」已然來到，媚俗與反叛之間的勢不兩立，也從此消弭。
身為羅大佑「音樂工廠」在台灣總幹事的武雄，有過類似的體認。前年總統大選時，國民黨買了一首羅大佑的「台灣進行曲」作為競選歌曲之一，讓他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坦白說，很多人覺得那首歌有點台獨色彩，彭明敏用還差不多吧。」
雖然是先有歌，才被買去做競選歌曲，歌曲本身也沒有做任何詞曲上的變動去配合政黨色彩，只不過在一些羅大佑的歌迷眼中，過去的「抗議歌手」竟然為執政黨做競選歌曲，簡直是「變節」。面對這個罪名，武雄不太服氣：「再怎麼說，能賣這樣的歌給執政黨，都算是種顛覆或進步，而不是背叛吧。」
象徵抗議精神的非主流歌手的兩難在於：一方面苦於影響力有限，可是若有朝一日被主流市場接受，就意味著必須揹負起媚俗或背叛的指責。同樣的困境，也反映在解嚴後台灣所面臨的政治弔詭；反抗者昔日的主張，一旦成為今日的政策，各種「收編、變節」的指責，就隨之而來。
社會學家佛瑞茲(S. Frith)，談到音樂與商業間的爭論時就指出：唱片因其真摯的藝術性或是揭示經驗真相的能力而備受讚譽，卻也因為媚俗的商業主義取向而受到抨擊與非難。但是商業與媚俗之間，是否必然畫上等號，魔岩唱片總經理張培仁抱持保留的態度。
「這種太過簡化的想法，根本是戒嚴時期留下來的「遺毒」。」張培仁直率批評道，過去社會只有一種類型的流行歌，一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往往被視為珍寶。但是社會開放之後，當非主流成為主流時，大家反而不相信是非主流「顛覆」了主流市場的口味，卻一口咬定是非主流的反叛精神做了「妥協」，變得媚俗的結果。
陷入尋覓的輪迴
過去是羅大佑揹上罵名，現在則是本名吳俊霖的歌手伍佰，專輯暢銷之後，被指為「背叛理想」，讓張培仁兀自不平。他說，伍佰過去就是這樣在pub唱了好幾年，現在只是把一直在唱的歌收錄成專輯，「他沒有變。變的是那些當初支持他，現在卻因為伍佰「紅」了，反過來指責他的人。」
非主流的反抗歌手一旦跨人主流市場領域，最初的支持者，就會背棄已成為主流的歌手，去尋找下一個反叛精神的寄託，然後再背離、再去尋覓，陷入不斷的輪迴。五十四年次的阿達就是一個例子，只不過他自認已經沒心情再去尋找。現在的他除了開車時聽聽收音機之外，真正會聽的只有世界音樂、陳雷，還有久久才出片的林強。
「聽陳雷，好像很「俗」，可是歌裡面那種小人物無奈又自嘲的阿Q心態，不覺得很像卓別林嗎？」目前在做工程師的阿達，以前並不特別喜歡林強，「後來覺得他很勇敢，這麼紅了，名聲說不要就不要，只做自己喜歡的音樂。」這種勇氣對念書時也玩過樂團，現在乖乖做上班族的他來說很羨慕。至於會去聽世界音樂，阿達哈哈一笑：「聽這玩意，保證永遠都是非主流。」
一直在從事非主流音樂製作，過去發行一系列與社會事件息息相關專輯的水晶唱片負責人任將達感嘆，流行音樂中能反映整個社會脈動的作品愈來愈少。林秀麗坦言，現在流行音樂的市場，只要是嚴肅、深奧，甚至是文雅的作品，「根本不會賣」，最明顯的例子是「黑名單工作室」第二張專輯「搖籃曲」。出版的魔岩唱片總經理張培仁認為就音樂性而言，「搖籃曲」是他發行過的最好專輯之一。但是雖然發行策略跟首張專輯一樣趕在總統大選前，但是聲勢卻已不復當年聲勢。
事後分析原因，張培仁苦笑說，當時中共飛彈打得大家人心惶惶，這麼誠實卻沈重的專輯，「誰受得了？」寶麗金唱片企畫部經理的祝輛雯也同意，威權時代，流行音樂是市井小民能抒發不滿情緒的少數管道之一，現在台灣社會能夠發聲抗議的管道太多了，任何人每天都可以電話叩應大發議論，每個人都想別人聽他的意見，誰會期待再有什麼「反抗精神領袖」出現？而且「生活壓力已經夠大了，誰會希望聽首歌，還得去思考社會問題？」
歌手朱約信(豬頭皮)則指出，即使在這種「苦悶的氣氛」下，台灣的電影、電視，甚至戲劇文學，也一直沒有在社會反省方面缺席，因此「生活壓力大」這樣的理由並不能成立。但是其正原因是什麼，朱約信想了很久，最後搖搖頭：「我也沒有答案。」
商業吸納力無所不至
年輕的詞曲作者吳嘉祥以自己創作歷程為例，試著找出箇中原由。他寫的「風真透」、「歡喜就好」，幫陳雷塑造成「小人物代言人」，留著一頭及肩長髮的吳嘉祥念書時，也曾經為羅大佑「現象七十二變」等批判杜會現象歌曲深受感動。可是時間一久，慢慢發覺普羅大眾的真實生活，從來不是政治真正關心的議題，後來創作就放棄了政治層面的訴求，而且消費者對這樣的歌曲也感到疲乏，「有些事情或問題，抗議了那麼久有改變嗎？小老百姓還能怎樣？盡量從好的地方看，苦中作樂，日子才能過下去吧。」
弔詭的是，透過商業機制全面掌控流行音樂之下，反叛、政治意識或社會關懷等素材，也都吸納成商業包裝的一部分。一位唱片公司文案說得很坦白：「講這些「蓋高尚」的，代表你在一片「物慾橫流」的唱片市場上還有理想。但是做做樣子就好了，太誠實，會讓人受不了。」他舉例說，林強就是太誠實了，結果從「當紅炸子雞」被打入冷宮。
資深廣播主持人陶曉清直言批評這種現象，不僅是媚俗，更是「偽善」。她承認商業本身沒有錯，但是當歌曲中只有一點點關懷的專輯，結果硬套上「人道主義的光環」時，這類的商業化就太過「惡質與不誠懇」。
現實的情況是「人道主義」可以當作賣點、「支持原住民」也可以拿來賣，甚至還有專輯可以打著「關懷同志」之名大作宣傳。一位音樂工作者講到這就有氣：「根本骨子裡極度商業，卻假借關懷之名、行剝削之實。」更匪夷所思的是，連「二二八」都可以拿來當商業賣點，吳嘉祥前一陣子就被問過：「能不能幫我們寫些二二八的歌啊？」
至於「本土化」，更是流行音樂在解嚴後最長紅熱賣的商品。
「現在什麼最好賣？愛台灣最好賣。怎樣才能證明愛台灣？唱台語歌最快。」武雄一語道破其中邏輯，原因竟和政治人物爭學台語的心情不謀而合。一時之問政壇、歌壇怪腔怪調的台語一一出籠；宋楚瑜、連方瑀、陳履安紛紛講起台語，國語歌星唱台語，港星成龍、草蜢隊、萬梓良也唱台語，甚至連美國回來的LA Boyz、中日混血的金城武都唱起了「媽媽的話」。
回歸音樂本質
陳昇「新寶島康樂隊」的歌曲，包括閩客原住民各種方言，再加上工作室另一位國語歌手劉若英被視作「北京掛」的組合，引來兩極化的評價。有人批評他是「跟著商業化的市場走」，有人卻認為他是「具有族群和諧理想」的音樂理念。「哪那麼偉大！」一頭亂髮、穿著T恤短褲的陳昇忍不住做個鬼臉，他受不了別人動輒亂貼標籤，「有些人看到我，硬要和我說台語，我就故意說國語。根本無聊嘛，語言就是用來溝通的，何必弄得太複雜。」
被翁嘉銘形容「過去是青面撩牙，只不過現在換了張笑臉，但是創作背後傳達信念還是沒變」的朱約信表示，流行音樂不必要再像過去一樣，背負所謂「歌以載道」的使命，「對於作為先知的反叛者，也許我們可以接受他在音樂上的一些瑕疵；至於後繼者，如果音樂形式夠豐富嚴謹，也沒有理由否定他的價值。」
雖然有人悲觀的認為，剛解嚴時流行音樂的反叛精神已然消逝，十年下來，只剩商業機制下的媚俗主導一切。但是朱約信認為，解嚴初期流行音樂工作者所展開的真誠反省，在今天依然發生影響，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著。至少，現在大家開始願意聽國語歌，對台語歌的刻板印象也被顛覆；而對創作者來說，「當年關懷社會脈動的那份認真態度，則是回歸到對音樂創作本身的嚴謹要求。」
在解嚴的第一個十年裡，媚俗與反叛的爭論，在流行音樂的領域不斷拉鋸指責。諷刺的是，面對極度泛政治化的台灣杜會，流行音樂拋開自我的專業不論，反倒陷入這樣的爭論泥沼中，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媚俗的象徵。
也許下一個十年裡，流行音樂要反叛的，正是這種喋喋不休的泛道德化或泛政治化的爭論。畢竟，「音樂就是一切」，不論是媚俗或反叛，音樂本身才應該是決斷一切的標準。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