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三篇關於羅大佑〈綠色恐怖份子〉爭鳴文章

[不過，羅大佑變了。人們常說，人過了三十歲就開始保守起來。羅大佑倒不是變的保守，而是似乎變的更「激進」：用更激烈的語言提出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八○年代被貼上抗議歌手標籤的他，縱然直指許多社會問題，但並未真正穿透這些問題的核心：國民黨威權體制。可是現在的羅大佑卻徹底翻轉過來，只關心最狹義的政治問題和黨派意識；最起碼，他和台灣民主學校標舉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從民主學校邀請的幾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和預備的諸種課程，我們可以看到視野的豐富和理想性（如「社會公平與經濟政策」、「人權立國和公民自由」等）；但羅大佑在開校儀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綠色恐怖份子〉卻只有一個核心：槍擊案是騙肖！（而別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輝仔飼著一隻狗〉。）]

音樂 政治工具或進步利器？

　⊙張鐵志　不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拉美第三世界，我們都不斷看見、聽見流行音樂作為民眾改變世界的武器。六○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早已是耳熟能詳的故事，而從八○ 年代的非洲飢荒問題、南非種族隔離問題、聲援國際特赦組織、環保，再到九○年代迄今的反全球化、公平貿易以及對伊拉克戰爭的批判等，不但代代都有新的音樂人投入社會實踐，並且連六○年代活躍的歌手（例如抗議天后瓊貝茲）至今也都不斷在反省新的議題。

　那些能夠衝擊歷史的音樂創作者，總能把複雜的社會矛盾，龐大的憤怒與不滿，用簡短但銳利的歌詞，凝結成做一句句動人的詩歌。或者說，歌曲是比社會科學家嚴格論證的艱深學術論文，更具有透視社會的批判作用。

　台灣從八○年代以來，這樣的反叛聲音，雖然稀薄，但並未缺席。八○年代末，在黑名單工作室、朱約信歌聲中，聽到威權體制的醜陋與人民對民主的想望；在閃靈樂隊和陳明章的金屬和民謠中，聽見對歷史原鄉的呼喚；在交工樂隊、黑手那卡西、飛魚雲豹的戰鼓中，聽見台灣底層社會被擠壓的吶喊。

　當然，我們也記得，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少年的我們聽著錄音機中的破舊卡帶中傳出來的〈亞細亞的孤兒〉和〈鹿港小鎮〉。沒有人可以否認，羅大佑早期的作品，已在台灣流行音樂的經典殿堂裡豎起不可動搖的地位；也沒有人可以否認，八○年代的黑色羅大佑，提供了當時台灣社會對於抗議歌手的抽象想像。

　不過，羅大佑變了。人們常說，人過了三十歲就開始保守起來。羅大佑倒不是變的保守，而是似乎變的更「激進」：用更激烈的語言提出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八○年代被貼上抗議歌手標籤的他，縱然直指許多社會問題，但並未真正穿透這些問題的核心：國民黨威權體制。可是現在的羅大佑卻徹底翻轉過來，只關心最狹義的政治問題和黨派意識；最起碼，他和台灣民主學校標舉的精神似乎落差太大。從民主學校邀請的幾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和預備的諸種課程，我們可以看到視野的豐富和理想性（如「社會公平與經濟政策」、「人權立國和公民自由」等）；但羅大佑在開校儀式上隔空的演唱歌曲〈綠色恐怖份子〉卻只有一個核心：槍擊案是騙肖！（而別忘了他的上一首歌是〈阿輝仔飼著一隻狗〉。）

　歌曲如詩，因為語言簡潔，所以優秀者可以是精彩的社會分析與革命宣言：沒有鮑伯狄倫富有韻律的詩篇，我們不會聽見六○年代反叛運動的動人節奏。但反過來，歌曲也可能成為最粗糙的政治語言。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抗議歌手的歌曲中，我們聽到了進步的理念與價值的追尋；而想起青年羅大佑的歷史厚度和社會關懷，我們只能慨然。

　然在台灣，問題不只出在羅大佑身上，而是台灣流行音樂整體在社會實踐上的貧乏。除了少數創作者以外，大部分創作者和政治的連結，就只是支持某一政黨，或者選舉時選邊站。為什麼我們沒有更多憤怒的進步聲音？

　首先，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徹底宰制，任何「不一樣的」音樂都很難被大唱片公司接受並在媒體上曝光。（值得高興的是，就在羅大佑發表新歌的同時，台灣的獨立音樂也正在東北角海邊歡喜開唱）；再者，反觀我們的政治人物，也只是把青年文化和流行音樂當作動員工具，而缺乏真誠的關懷與尊重；最後，台灣流行音樂的蒼白意識其實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態：一方面，台灣社會長期缺乏根深柢固的進步主義和左翼的實踐傳統與論述，另一方面，藍綠雙方也都沒有提出更深厚的價值理念與細緻的政策。而這兩者很大部分上都是因為台灣，特別是這幾年，具有智識性格並足以提供價值與政策思辨的公共領域是如此的稀薄！如果政治和社會論述如此空洞，我們如何期待一般公民，包括音樂創作者，有更豐厚的思想肌理！（試想，即使一個人每天認真看報紙、電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深理念和對政策的認識？）

　值得鼓勵的是，填補這些空白似乎正是民主學校所自我期待的方向。他們的成功與否尚在未定之天，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首〈綠色恐怖份子〉沒有成為民主學校的校歌。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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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

王維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在中國的土地步下了空軍一號，和周恩來握手，美中台和全世界的多角關係從那一刻改觀。這個歷史性的一刻被極微主義（Minimalism）大師約翰亞當斯（Jo hn Adams）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搬上歌劇舞台，在約翰亞當斯譜寫〈尼克森在中國〉時，台灣的羅大佑因為〈亞細亞的孤兒〉等幾首曲子，被貼上抗議歌手的「光環」。

　當年不少人因為「抗議」這兩個字把羅大佑 捧上天，而今天，卻因為同一個歌手寫了〈綠色恐怖份子〉，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貶為政黨的政治工具。也有人還沒仔細聽這首歌，就已經決定把它踩在腳底下。

　台灣的評論者存在於政治光譜的每一個波長，而其政治立場往往變成立論的基礎。公平地說，在整個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美式民主下，這種因為立場而未審先判的情況並非台灣才有。

　三年前，約翰亞當斯發表了另一部歌劇〈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這齣歌劇講的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劫船，最後把船上一名叫做克林霍夫的猶太籍殘障美國老人殺掉。歌劇中引用了舊約聖經和可蘭經的辭句，更有一段是「恐怖份子」回憶小時候在難民營成長的經過。約翰亞當斯毫不避諱地運用杭亭頓「文明衝突」的理論去解釋以巴衝突，對照日前海牙國際法院裁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的圍牆違法，與中東人質綁架斬首事件層出不窮的現況來看，這部歌劇至少可以說是先知先覺、歷久彌新；可是，看在某些美國人眼裡，卻是肉中刺。

　紐約時報就有評論家不客氣地說〈克林霍夫之死〉是「反美和反中產階級」，波士頓交響樂團也因為怕觸動九一一事件的敏感神經而取消〈克林霍夫之死〉的演出。

　試問，一部歌劇的良窳和反不反美有何關係？羅大佑在台灣流行音樂的地位，難道也該因為一兩首不向掌權者趨炎附勢的歌曲而有所改變？

　二十年前，還有不少人聽所謂「抗議歌曲」時，欣賞的是其旋律、和聲、節奏、布局；現在對於羅大佑的討論，似乎只集中在「綠色恐怖」、「槍擊騙子」幾個字上面；難道改成批評二二八事件的歌詞，就會改善其音樂品質？

　其實，音樂不單單是妝點氣質的消費品，也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環境的鏡子。如果對於羅大佑歌曲中的訊息有強烈的意見，那表示影響一般民眾的議題也同樣地影響創作者；二十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討論的焦點應該放在議題的本身，而非承載議題的歌曲。

　民主社會的聽眾當然有權表達對於藝術作品的意見，可是這個意見有專業程度的區分，不是「票票等值」。而且，超過了純粹意見的層次，沒有人有資格告訴藝術家表達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如果試圖用抹黑、甚至運用商業機制去「淨化」藝術，就傷害了民主社會賴以為基礎的言論自由。真民主和民粹的分野就在這裡：前者理性地討論議題，後者逮到對象就急於將之鬥垮、鬥臭。

　筆者同意日昨張鐵志先生發表的看法：台灣的音樂環境被最庸俗的市場邏輯宰制，執政者也只是把流行文化當作動員工具。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人在音樂裡聽到太少的東西；一位流行樂界的朋友甚至斬釘截鐵地表示，音樂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聽的。

　年輕世代對於流行文化－－不管是來自美國的ＮＢＡ或來自日本的ＫＵＳＯ－－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政治和民主的瞭解，遑論對於真相與正當性的關切。幾個搖滾音樂祭都被業者操作成盜版橫行時促銷歌手的另類管道，感受不到深刻和有內容的「反骨」。在這種情形下，膽敢表達思想、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這些稀有動物還能存活到幾時？

（作者為美國密蘇里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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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政治化 幽靈盤據

　⊙張鐵志　如果音樂的社會想像無法超越既有政治窠臼，無法在音樂美學上向上提升，那麼就與政治宣傳歌曲沒什麼兩樣。這是筆者之前就已總結西方實踐經驗的感想，而非為羅大佑先生訂做。

　七月二十二日時論廣場刊出王維明先生大作「音樂是政治環境的鏡子」一文，回應筆者二十一日刊出的「音樂是政治角力還是進步利器」（簡稱張文），卻似乎仍然陷入本文所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困境。

　筆者完全同意音樂是反映政治環境：對王文而言，羅大佑所唱的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雖然這個「許多人」，其實是社會中的部份政治立場。筆者關切的卻不是他的立場是藍是綠，而是想質問為何創作者的眼中只有那些最能激起情緒的政治議題？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讓一個在早期曾有點反叛性格的歌手，現在接連推出的歌曲都只和政治人物的修辭一模一樣？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創作者關心進步的價值和社會弱勢的聲音？要批評執政黨為何不去談貧富不均或外籍新娘問題？

　筆者嘗試提出的答案是更大的政治環境和媒體環境，讓我們所有人的想像力和關注視野狹隘化，並且被藍綠之爭猛烈拉扯，以至於一來最狹義的政治議題主導了政治和社會改革議程，二來是讓兩大陣營都缺乏自省的能力，缺乏內部的異議聲音，往往是為了對抗而對抗。不用否認，台灣現在最大的困境，正是藍綠對抗的意識形態幾乎穿透社會各領域。有政治立場是正常的事，但是各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學術或文化工作者，應該在這些立場上拓深價值理念、拉開政策視野。

　的確如王文所說，「膽敢表達政治或社會運動意涵的流行歌曲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不過，如果羅大佑先生的音樂（包括前一首）就是定位為代表藍軍理念，讓大家唱得的高興，那麼這絕對無可批評，但是回到張文的原始標題，這就是代表政治角力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社會進步的武器。固然筆者百分百同意追查槍擊案真相的重要性，但是當「綠色恐怖份子」高唱「Formosa的選舉要靠鮪魚肚子，才能宣誓連任位置」，這就是粗俗的政治語言 ──套一句現在流行用語，這是「民粹」的修辭。

　同樣的，如果有一個偏綠歌手每天只會打連罵宋，對其他議題毫不關心，且在音樂美學上毫無用心，我們也只會把他當做會唱歌的政治人物。我相信，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只會指著對方鼻子罵，我們都不會尊敬，更何況是一個音樂工作者？相對的，張文原來提到許多關懷弱勢的樂隊如黑手那卡西或交工樂隊，他們有的經常批評民進黨政府，但所關切的議題都能超越藍綠，真正指出台灣社會面臨的許多矛盾，同時在音樂美學上也都成就斐然，這才是稀有動物吧。

　如果我們不能標舉更高標準來看待美學的政治化，而認為這樣一個彷彿在寫競選主題曲的歌手就是稀有動物，並且只要有人評論他的歌曲深度和美學價值，就被視為是在政治審查，那麼這種批評聲音，正象徵本文所關切的藍綠鬥爭的幽靈，依然纏繞在台灣上空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原載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