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4日 星期二

音樂追夢人--羅大佑專訪


提要:長久以來,拜盜版和翻唱所賜,海峽這邊的中國人得以聽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聲音。長久以來,羅大佑的歌聲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慰藉著一顆顆年輕的心。隨著9月初滬、杭兩地演唱會的臨近,羅大佑已由民間的汩汩細流彙聚成一場風暴。這是一場遲開的盛宴,而在20世紀最後一年的舉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徵意義。莫里斯•迪克斯坦說,對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會上結束的。再過多少年,我們是否也會說,80年代止於20世紀末的那個夜晚,那個與羅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會上最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記得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到上海?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對。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大陸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緣份?

  羅:是一種緣分,真的沒有辦法。批文每個地方報批的方式都不一樣,各個地方的人情結構也不一樣。所以這次來來去去工作一兩年這樣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順利的。這只能說是一種宿命,一種緣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第一次來大陸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有這麼高的聲望?

  羅:多多少少聽到有朋友在講,可是我總是沒有面對這麼多朋友嘛,實際上有點意外。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您的歌通過盜版的方式已經在大陸流行很多年了。

  羅:其實盜版有時也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種什麼呢,是一種必要之罪。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經在演唱會live版的專輯中寫到過您在演唱會上是感覺最孤獨的人,每次演唱會之後都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為什麼這次還能鼓起勇氣作現場的東西?

  羅:這與做唱片是一樣的。出一張唱片,花很多時間去積累下來。我是這樣,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會去聽那些歌了,當然在做宣傳的時候,面對記者朋友或是上電臺的時候那是例外。因為前面要反復地聽嘛,我會一直這樣上百次。等於你的創作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咀嚼的一個經驗。你咀嚼這麼多次,到錄完為止。如果花兩年時間製作的話,我面對這些歌已經兩年了,也是到了一個應該面世的時候了。演唱會其實也一樣,要求你全力以赴這樣子。我一直強調演唱會之前是我人生裏最恐怖的一段時間。累積那麼久的時間,累積那麼久的能量,然後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錢都已經付出來了,唱片公司都已經在銀行裏面收利息了,你坐在那邊會說我不辦了?對不對?所以演唱會那種兩軍對壘、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強烈,我一直把演唱會當作戰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鐘是不是很緊張?

  羅:那當然啦,那還用講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華人歌手中你是第一個發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現場演唱會比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羅:我在1998年8月29號紐約林肯中心辦演唱會之外,我之前的演唱會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場。我是很怕做演唱會的,因為演唱會有那種焦慮,總是有那種期待,非要在那個right moment。那麼久了以後又到了這個在世紀交替的時候,總覺得那麼久的音樂似乎應該做一個交代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沒辦法。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該把它做掉,給自己的挑戰還是得面對。

  中國新聞週刊:在大陸開演唱會是不是您的一個大的心願?

  羅:當然算是,因為大陸有那麼多的城市,我在臺灣開,了不起就是臺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這樣子。肯定要感受那種大江南北遊走,每個地方,每個都市不一樣的人情風土那種感覺。好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格局。當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還開玩笑說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搶過去不少。到了北京來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廣州嘛講粵語的人又多了一點。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樣。我個人是很喜歡在不一樣的地方感受不一樣的人的文化特質。我個人是很喜歡學習。我們學醫的人,比如你學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點。尤其我是學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從腦部到腳底,每一科都要請示我們這一科的意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內部去,其他沒有專科醫生是這樣的。所以對學習會有那種興趣。

  150多首歌其實非常少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從性格上講您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羅:一向是這樣。做創作人蠻多的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很多時候要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創作就是你在做一個你自己都沒有寫過,別人也沒有寫過的方式或情感,這才是創作嘛。但有時候有些歌會類似一點。像我有兩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愛的箴言》。這兩首歌主歌的和絃一模一樣,創作時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創作。在那麼類似的情況下,這兩首歌還是不一樣。我跟你說你要是做一個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種歌或情境,它其實是很辛苦的。我們很不容易寫一首歌出來,這首歌就是不跟別的歌詞撞到,它又有足夠好的旋律,它可以喚起大家對一種相同感情的認同,這個過程我認為它是相當難的。創作到某種程度,模式甚至整個被打破掉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樣的模式已經太多了。所以創作會不斷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會不斷地起來。樂器也是一樣。創作是那麼辛苦的一個過程,我寫了20多年歌也不過寫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實非常少的。20多年來就一直靠這個來掙飯吃。

  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段時間墨鏡和長髮是您的標誌,您是什麼時候剪掉長髮,摘下墨鏡的?是不是剪掉長髮的那一瞬間自己覺得應該改變,應該有所突破?

  羅:對。也不是有所突破,頭髮其實是生活裏的一部分,我並不特別把它當作一種造型。就把它當作自己,怎麼講,自己工作生活兩方面都算是可以遊走其間。比較不會受到自己內向的個性的干擾。以前我面對攝像機是比較擔心的,所以那時需要墨鏡也是這樣的道理。86、87年吧,墨鏡就慢慢摘掉了。

  中國新聞週刊:到美國以後。

  羅:對,等於是要慢慢地熟悉環境,這個行業,各種場合。久了以後就習慣了,我想每種行業都是一樣的,教書教久了不用看書本也可以背出來了。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有一種說法,因為你學醫,作放射科的醫生,所以才養成戴墨鏡的習慣。

  羅:沒有,放射科的醫生人家穿鉛做的衣服,戴墨鏡怎麼夠。墨鏡防護是不夠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自己說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資料說是《鄉愁四韻》,到底應該是哪個?

  羅:《歌》的旋律是最早寫的。1974年,我大學二年級,剛從學校宿舍搬出來住,在學校旁邊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住。寫了旋律以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填上詞,所以歌詞就一直空白下來。我現在還記得原來的歌詞,但它太濫也不好意思講。一直到76年有一個電影叫《閃亮的日子》,突然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劇本,裏面有一首徐志摩的詩。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兩個月,其他的歌都已經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還沒寫好。有一天我到樓上去,那時我住在5樓,樓上還沒有賣出去。我喜歡樓梯那種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間我又想到那首歌,這個詞譜上那曲正好。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雖然只有旋律而已。《鄉愁四韻》是餘光中的詩,那是後來聽了民歌手楊弦先生譜的余光中先生的詩後,自己也試著譜曲。我記得這首歌應該比《歌》再晚一點點。

  真正有一顆心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

  中國新聞週刊:臺灣媒體早期曾經評價您是“臺灣的Bob Dylan”,是一個“抗議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針砭時弊的,從開始的《超級市民》、《亞細亞的孤兒》,到後來的《五十塊錢》。一般說來人在年輕的時候是容易憤怒的,年紀大了以後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少,您是如何始終保持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呢?

  羅:你這個問題問得好,現在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像以前那種憤怒。其實也不是憤怒吧,做音樂就是一種心意,一種感情。在這個社會裏有太多聲音是太嘈雜的時候,我就覺得做音樂的有這個義務使社會稍微平和一點,多做慢一點、比較和諧、再抒情的歌,讓大家都安心一點。但換一個角度,當因為各種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種各樣的理由,(社會)變得很沈默的時候,一個藝術家有這個義務去講一些真話,但有時候講真話可能是很危險的。真的講到危險,假如你知道怎樣去表達這個訊息的話,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時代我們沒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掉,弄一個不曉得什麼樣的政權取代它這樣子。人過安定的日子總會去想怎麼讓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錯,你明天要吃得更好。你今天工作不錯,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遷,可以安定。譬如在一個雜誌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為更好地執行、更高的職位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麼不好可能你今天沒辦法影響他,但哪天你做了那個職位以後,你原來不滿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滿意,然後再有一個比你更好的年輕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國5000年的文化、國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對我來說我並不忌諱談政治,我覺得假如一個社會裏大家都忌諱談政治,都很小心翼翼的、都很沈默的話,我相信這樣的社會它是有問題的。臺灣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我第一首《閃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詞有一段是“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歡笑”,那個時候就是說“你這歡笑很好,你這哭泣不行,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那個時候臺灣也是很封閉的。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是到發行《愛人同志》的時候才比較順利一點

  羅:對。其實在《未來的主人翁》的時候就已經比較寬鬆一點點。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現象七十二變》也可以通過。侯德健那時候也和我一樣,老是在“新聞局”裏吵架。後來他們也發現我們沒什麼惡意了。你說崔健寫歌他會有惡意嗎,不會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顆心,你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我是這樣子的。我覺得我寫的是真話,這樣的東西長遠來講對社會是有益的。我倒不覺得我會被關起來,關起來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顆心的話,歌本身能反映這顆心的。你其實在講一些話,這些話靠很真實的情感來表達。

  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中國新聞週刊:《皇后大道東》、《首都》、《原鄉》三張專輯可以說是您在音樂創作上的一種“野心”,就是一個曲子可以不費力地配上粵語、國語、台語來演唱,您覺得這個嘗試成功嗎?

  羅:我覺得不錯。中文裏面有語言結構相同的地方,當然有的朋友會說我“一魚三吃”。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有樂評說你是“投機取巧”。

  羅:對。投機可能有一點,但並不取巧。因為很少有人去想用這種方式運用中文的幾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煙灰缸粵語叫做煙灰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你想從南到北,幾千公里,這個民族已經慢慢變成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了。氣候、吃的東西根本都不一樣,幾百年下來,那個東西還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裏表達出一種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為什麼海峽那邊的羅大佑寫的歌,大陸這邊的一些同胞會喜歡。兩岸相拒在1990年的時候也已經40年了,因為大家在語言裏面、在歌裏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維護一個民族,你維護一個國家,你維護一個家庭,維護兩個人的愛情,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電子時代的掙扎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現在發表的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臺灣媒體評價您是臺灣第一代搖滾歌手。從您骨子裏,您是喜歡搖滾樂多呢還是更喜歡抒情的東西?

  羅:其實我都經過。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語言。早期當然就是一把木吉它這樣唱。到不夠的時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電吉它上臺時他是被噓下去的。你一個民歌手怎麼能做為人不齒的搖滾樂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時另一次革命已經在產生了,它其實也在從一種雛形轉變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講話的方式。到84、85年,從全世界第一台電子合成器開始,電子音樂也變成新時代的一種語言。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革命也就慢慢地來了。這種革命不是一種巨變,因為它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我經過幾個時代下來,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很多的電子音樂。我不是希望大家來跳熱舞,來搖頭,但是這種語法是你本身必須要去接受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你現在每次買給小孩子玩的東西都是一張遊戲光碟的話,他們這一代人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完全不曉得會變成什麼樣的過程,我們最好還是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和他們溝通。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你曾唱到“我們不要被你的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羅:對,我想不要,但這也是一種掙扎一種不得已。我在講不要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預測這東西遲早要來的。我們怎樣使人不被那個東西牽著鼻子走,你用電腦也是希望它能幫你工作而不是你變成它的奴隸。每個人都在用電腦,你不用,你就會變成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人。這句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是假如說你也變成那麼多用電腦的人中的一個奴隸的話,那我寧願做一個人的奴隸,我不要作機器的奴隸。人類和機械文明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我們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們的靈魂給搶走。我們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爛。我們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工作狂。

  一個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來源於天才。我絕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話,不會只寫那麼一點點歌的。我就會像莫札特一樣寫了41首交響曲。莫札特是個天才,他都沒有時間來改自己寫的曲子,因為他實在是太多產了。如果一個交響樂團不停地演奏莫札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個月。最戲劇化的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可是他死的時候下著大雨,連他太太都沒有去送殯。他死後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來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們這種凡人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點時間,賺多一點錢。然後有錢了,再多花一點時間,多寫幾首歌,多賺一點錢。

  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在您的創作裏對您影響最大的歌手是誰?

  羅:不能只有一個。Bob Dylan肯定有影響,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個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對我影響蠻大的。譬如說莫札特有一首曲子對我影響蠻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個主題很有趣,16個小節他只用了三個和絃,只有上和絃,下主和絃和主和絃三種。可是他把對稱和平衡的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現在還在反復地聽它,我在裏面找到一種平衡感,很類似中國傳統裏的對稱,像對聯一樣的對稱。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後來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對作曲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聽聽看。莫札特那個《魔笛》裏面的《吹笛人》那個主題。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從現在華語歌壇的發展來看,大家都認為您處在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羅:後無來者不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但起碼現在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羅:他會慢慢出現的。10年前你談羅大佑也就是一個羅大佑,15年前你談羅大佑是什麼?一個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積夠多了以後,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作他的曲子的話,他的份量才會慢慢出來的。所以假如說大家認為羅大佑有什麼分量的話,那這個分量我相信它絕對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棄父母投資在我身上7年的一個醫學院(教育)。我拿到醫生的執照,然後當醫生一年半。這些東西我全部要丟掉,我全力投到音樂裏面去我才會有今天這麼一點點的成就,它不是憑空得來的。我要違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醫生這樣一個我更早的時候給他們的承諾。我必須要做到,就是我講到要做到,我得給他們一個承諾,我去做音樂,我活得絕對不會比做醫生更爛的,我的收入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做醫生更糟糕,我在這一行的成就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對我父母的承諾一定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絕對不在乎錢。我很在乎錢,我覺得錢很重要。錄音室裏面一個鐘頭三千塊錢台幣。沒有錢你憑什麼來錄音呢?你打電話過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樂是需要錢的,你在錄音室裏面做音樂每一分鐘都是錢呢。你找人編曲不要錢嗎?你想不想找一個更好的,更貴的編曲家來編?想不想用一個更好的錄音師,更有經驗的?譬如在上海8萬人體育場,他這個更好的經驗會把8萬人體育場調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會讓大家覺得8萬人體育場怎麼會音響都不對?所以我得多賺一點錢,去搞好音響,但萬一我搞的音響是好的,有了一個好的模式,以後的藝人就都可以享用這個模式。找到一個標準,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錢,我很在乎錢能不能替我提供一個好的科技,讓我在錄音室裏面做更多的嘗試。所以你說到就要做到,要把它做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歌壇有了這樣一種地位之後,有時會不會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羅:我倒不覺得高處不勝寒。你羅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麼高嗎?你那麼了不起嗎?事業真的那麼大嗎?

  中國新聞週刊:但是從目前華語歌壇看就是這樣啊。

  羅:我是常常會覺得有不足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就像演唱會之後總是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其實就是這樣。那種被擊敗的感覺,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覺也用光了,激情過後,要替明天一個嶄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訴自己,昨天已經過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種光榮的美夢。要為明天著想,明天是一個嶄新的你,你羅大佑還是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不要老是靠“一魚三吃”來騙我們。現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聰明的。不要希望去騙別人,我覺得如果你騙不了自己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騙人。

  在音樂上很貪心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很早的時候您就提倡“詞曲咬合”,就是說詞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羅:這跟中國的文字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歌就是要讓人聽懂的。只有那種自命清高的那種藝術歌曲才會故意把歌詞反過來。所以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我們真要跟做音樂的人去溝通的話,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讓它變得更平滑,他聽上去受到的阻礙就會更少一點,他進到音樂裏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認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詞造句比較講究。有的時候會用一些比較晦澀,生僻的詞。您在寫這些歌時有沒有考慮過聽眾接受起來會有一定困難?

  羅:會,但假如說有的時候太口語化的東西多了以後我也會擔心,想著是不是太通俗了點,太綿綿細雨的成分在裏面,歌詞的層面是很多的,寫歌的方式也是有800萬種。我想一首歌的創作方式絕對有800萬種。那你怎麼讓這個創作空間有一種,快的節奏能處理,慢的節奏也可以;管弦樂的東西你可以對付,搖滾樂的東西你也可以來。比如彈吉他,一隻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兩根弦,去創作這種東方式,臺灣式,月琴那種彈法的樂曲。在這方面我是很貪心的。貪心之下其實也有一種念頭,就是希望這個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種固定的模式裏面。我總是說我為什麼比較賺錢的原因就在這裏面。我們錄音是很貴的。有時候我們在錄音室裏面試那個效果器,有的時候為4.2秒還是3.6秒去做嘗試,可能一試就是幾個鐘頭。一下幾萬塊台幣就不見了。就在那幾秒甚至幾毫秒間,你都是在做一些試驗,你真的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別人聽起來有一種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費它,我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個新意一定要有,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創作人。我們創作人不是說寫文章,告訴人民形勢正在起變化。我們不是絞盡腦汁在鬥倒某些人。我們是希望讓別人的生活更平靜,更多一點感情。所以追隨你的歌的人,要追隨你的感情。不要追隨羅大佑,追隨羅大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如果喜歡羅大佑的歌,去買他的CD,去聽他的歌,我拿到版稅,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其實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歌就已經屬於聽者了。當你聽到這首歌,你覺得很傷心,在一個淒美的晚上。你覺得這個晚上對你,你可能遭受心靈打擊,你可能被老闆罵了一頓,如果這個歌對你有幫助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音樂人就覺得有意義了,我就覺得我的創作沒有白費。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頻率存活下來

  中國新聞週刊:像您這麼精益求精地做音樂,出專輯,現在歌壇的製作風氣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講究速度,講究效率。越來越快地推偶像,越來越快地推新歌。

  羅:但我不會因為他們那麼做,就違背我一貫的原則。所以我要多賺一點錢,去存活得時間更久一點。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來,還有我的位置,我必須要證明這一點。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還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羅大佑每個月出一張唱片。我沒有那麼快,以前沒有那麼快,現在沒有那麼快,將來也沒有那麼快。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近年來您的寫歌速度越來越慢,從《之乎者也》、《家》到《未來的主人翁》,後來到《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好像節奏拉得越來越慢了。

  羅:對,人成熟了以後,老了以後就是這個現象嘛。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羅:有關係。因為你考慮到前邊的那些歌寫過以後,就已經被你排除掉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寫歌的方式了。從另一方面來講,莫札特也很幸運,他就死在35歲。如果他死在80歲,大家也會發現他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本身就不創作,整天拿個答錄機聽他自己過去的作品。

  中國新聞週刊:像Bob Dylan或者“滾石”這樣的歌手或是樂隊,他們的歌迷會從60年代一直追隨到現在。在大陸或者臺灣,您也有這樣追隨您的歌迷,從7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你在新專輯中有很多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

  羅: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經過了太多的階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在改變。喜歡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開,一些人進來,就是這樣不斷地在改變。我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我不能說年輕人聽到我這種很慢的曲子,一個民樂的曲子,或者說我組合過的民歌加電子樂,就趕快變成羅大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從歲月中成長過來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羅大佑沒有讓他們失望的話,這些音樂是可以陪伴他們一陣子,這一陣子要長一點。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奢望。創作人就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的歌時間長一些,希望自己寫的曲子聽的人多一些。我沒有別的奢望。創作人也和一般人一樣,吃喝拉撒,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平凡人的日子。專業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點。

  中國新聞週刊:劉索拉講過,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國民歌,被您給唱倒了。那中國傳統的音樂在您的創作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羅:我舉個例子,像台語歌它那種哭調其實是非常中國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諱言我是一個統派的人,我對臺灣獨立怎麼看都覺得它有問題。我不是因為我在北京才這麼講,我在臺北也這麼講。這樣一種調式的東西,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樂它的本質是一樣的,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大家的血緣、命脈、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樂有助於去找到我們共同的祖先,音樂有助於我們去找到我們共同的周遭的情緒。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國新聞週刊:您寫了這麼多情歌,這裏面有沒有自己感情經歷的影子?

  羅:當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裏面的一個影子。有時候不見得只是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戀的時候一些影子在裏面,把它拼湊起來。像《戀曲一九八Ο》就會特別清楚,有時候就會不一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剪貼。

  中國新聞週刊:您給很多歌手寫過歌,這些歌過一段時間又會拿來自己唱,而您的演繹和他們的好像完全不同。

  羅:我是這樣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種方式,編曲會只有一種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給像齊豫、梅豔芳、陳淑樺那麼好的歌手的話,他們的演繹方法會有很多種。同樣是《滾滾紅塵》,編曲用這樣的方式那樣的方式,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他們都是很好的詮釋樂曲的人。假如我做製作人,譬如說陳淑樺,我會在那段時間裏面,幫她找一個最對的方式。但陳淑樺表現的方式絕對的不只是那個樣子的。反過來羅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裏就只有那一種方式表達。因為寫曲的人是我,我對那首歌先入為主的那種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會變成只有一種模式。

  中國新聞週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語化一點,您對李宗盛怎麼評價?

  羅: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詞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樣的一點,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我會做我自己的製作公司來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個性喜歡跟很多人一起工作,這樣比較有效率,他會找到一種方式。我選擇跟“滾石唱片”合作,他選擇在“滾石唱片”內部工作,這就顯示出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他的生日跟我就差一天嘛。我們都有對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敏感度。我們都把音樂當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面臨音樂市場的很大的衝擊,現在的音樂市場是很不好的,因為電腦的關係、因為網路的關係、因為下載的關係、因為翻版的關係,我們一樣的一點就是我們還在努力,我們沒有放棄。我們覺得如果好好做的話,音樂可以和其他的媒體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們最燦爛的日子已經不在了,這沒有關係。每個時代可能都有它最燦爛的媒體存在。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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