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追夢人--羅大佑專訪

提要：長久以來，拜盜版和翻唱所賜，海峽這邊的中國人得以聽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聲音。長久以來，羅大佑的歌聲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慰藉著一顆顆年輕的心。隨著9月初滬、杭兩地演唱會的臨近，羅大佑已由民間的汩汩細流彙聚成一場風暴。這是一場遲開的盛宴，而在20世紀最後一年的舉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徵意義。莫里斯•迪克斯坦說，對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會上結束的。再過多少年，我們是否也會說，80年代止於20世紀末的那個夜晚，那個與羅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會上最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記得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到上海?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對。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大陸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緣份？

　　羅：是一種緣分，真的沒有辦法。批文每個地方報批的方式都不一樣，各個地方的人情結構也不一樣。所以這次來來去去工作一兩年這樣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順利的。這只能說是一種宿命，一種緣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第一次來大陸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有這麼高的聲望？

　　羅：多多少少聽到有朋友在講，可是我總是沒有面對這麼多朋友嘛，實際上有點意外。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您的歌通過盜版的方式已經在大陸流行很多年了。

　　羅：其實盜版有時也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種什麼呢，是一種必要之罪。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經在演唱會live版的專輯中寫到過您在演唱會上是感覺最孤獨的人，每次演唱會之後都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為什麼這次還能鼓起勇氣作現場的東西？

　　羅：這與做唱片是一樣的。出一張唱片，花很多時間去積累下來。我是這樣，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會去聽那些歌了，當然在做宣傳的時候，面對記者朋友或是上電臺的時候那是例外。因為前面要反復地聽嘛，我會一直這樣上百次。等於你的創作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咀嚼的一個經驗。你咀嚼這麼多次，到錄完為止。如果花兩年時間製作的話，我面對這些歌已經兩年了，也是到了一個應該面世的時候了。演唱會其實也一樣，要求你全力以赴這樣子。我一直強調演唱會之前是我人生裏最恐怖的一段時間。累積那麼久的時間，累積那麼久的能量，然後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錢都已經付出來了，唱片公司都已經在銀行裏面收利息了，你坐在那邊會說我不辦了？對不對？所以演唱會那種兩軍對壘、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強烈，我一直把演唱會當作戰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鐘是不是很緊張？

　　羅：那當然啦，那還用講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華人歌手中你是第一個發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現場演唱會比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羅：我在1998年8月29號紐約林肯中心辦演唱會之外，我之前的演唱會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場。我是很怕做演唱會的，因為演唱會有那種焦慮，總是有那種期待，非要在那個right moment。那麼久了以後又到了這個在世紀交替的時候，總覺得那麼久的音樂似乎應該做一個交代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沒辦法。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該把它做掉，給自己的挑戰還是得面對。

　　中國新聞週刊：在大陸開演唱會是不是您的一個大的心願？

　　羅：當然算是，因為大陸有那麼多的城市，我在臺灣開，了不起就是臺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這樣子。肯定要感受那種大江南北遊走，每個地方，每個都市不一樣的人情風土那種感覺。好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格局。當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還開玩笑說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搶過去不少。到了北京來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廣州嘛講粵語的人又多了一點。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樣。我個人是很喜歡在不一樣的地方感受不一樣的人的文化特質。我個人是很喜歡學習。我們學醫的人，比如你學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點。尤其我是學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從腦部到腳底，每一科都要請示我們這一科的意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內部去，其他沒有專科醫生是這樣的。所以對學習會有那種興趣。

　　150多首歌其實非常少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從性格上講您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羅：一向是這樣。做創作人蠻多的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很多時候要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創作就是你在做一個你自己都沒有寫過，別人也沒有寫過的方式或情感，這才是創作嘛。但有時候有些歌會類似一點。像我有兩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愛的箴言》。這兩首歌主歌的和絃一模一樣，創作時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創作。在那麼類似的情況下，這兩首歌還是不一樣。我跟你說你要是做一個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種歌或情境，它其實是很辛苦的。我們很不容易寫一首歌出來，這首歌就是不跟別的歌詞撞到，它又有足夠好的旋律，它可以喚起大家對一種相同感情的認同，這個過程我認為它是相當難的。創作到某種程度，模式甚至整個被打破掉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樣的模式已經太多了。所以創作會不斷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會不斷地起來。樂器也是一樣。創作是那麼辛苦的一個過程，我寫了20多年歌也不過寫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實非常少的。20多年來就一直靠這個來掙飯吃。

　　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段時間墨鏡和長髮是您的標誌，您是什麼時候剪掉長髮，摘下墨鏡的？是不是剪掉長髮的那一瞬間自己覺得應該改變，應該有所突破？

　　羅：對。也不是有所突破，頭髮其實是生活裏的一部分，我並不特別把它當作一種造型。就把它當作自己，怎麼講，自己工作生活兩方面都算是可以遊走其間。比較不會受到自己內向的個性的干擾。以前我面對攝像機是比較擔心的，所以那時需要墨鏡也是這樣的道理。86、87年吧，墨鏡就慢慢摘掉了。

　　中國新聞週刊：到美國以後。

　　羅：對，等於是要慢慢地熟悉環境，這個行業，各種場合。久了以後就習慣了，我想每種行業都是一樣的，教書教久了不用看書本也可以背出來了。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有一種說法，因為你學醫，作放射科的醫生，所以才養成戴墨鏡的習慣。

　　羅：沒有，放射科的醫生人家穿鉛做的衣服，戴墨鏡怎麼夠。墨鏡防護是不夠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自己說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資料說是《鄉愁四韻》，到底應該是哪個？

　　羅：《歌》的旋律是最早寫的。1974年，我大學二年級，剛從學校宿舍搬出來住，在學校旁邊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住。寫了旋律以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填上詞，所以歌詞就一直空白下來。我現在還記得原來的歌詞，但它太濫也不好意思講。一直到76年有一個電影叫《閃亮的日子》，突然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劇本，裏面有一首徐志摩的詩。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兩個月，其他的歌都已經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還沒寫好。有一天我到樓上去，那時我住在5樓，樓上還沒有賣出去。我喜歡樓梯那種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間我又想到那首歌，這個詞譜上那曲正好。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雖然只有旋律而已。《鄉愁四韻》是餘光中的詩，那是後來聽了民歌手楊弦先生譜的余光中先生的詩後，自己也試著譜曲。我記得這首歌應該比《歌》再晚一點點。

　　真正有一顆心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

　　中國新聞週刊：臺灣媒體早期曾經評價您是“臺灣的Bob Dylan”，是一個“抗議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針砭時弊的，從開始的《超級市民》、《亞細亞的孤兒》，到後來的《五十塊錢》。一般說來人在年輕的時候是容易憤怒的，年紀大了以後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少，您是如何始終保持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呢？

　　羅：你這個問題問得好，現在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像以前那種憤怒。其實也不是憤怒吧，做音樂就是一種心意，一種感情。在這個社會裏有太多聲音是太嘈雜的時候，我就覺得做音樂的有這個義務使社會稍微平和一點，多做慢一點、比較和諧、再抒情的歌，讓大家都安心一點。但換一個角度，當因為各種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種各樣的理由，(社會)變得很沈默的時候，一個藝術家有這個義務去講一些真話，但有時候講真話可能是很危險的。真的講到危險，假如你知道怎樣去表達這個訊息的話，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時代我們沒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掉，弄一個不曉得什麼樣的政權取代它這樣子。人過安定的日子總會去想怎麼讓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錯，你明天要吃得更好。你今天工作不錯，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遷，可以安定。譬如在一個雜誌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為更好地執行、更高的職位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麼不好可能你今天沒辦法影響他，但哪天你做了那個職位以後，你原來不滿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滿意，然後再有一個比你更好的年輕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國5000年的文化、國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對我來說我並不忌諱談政治，我覺得假如一個社會裏大家都忌諱談政治，都很小心翼翼的、都很沈默的話，我相信這樣的社會它是有問題的。臺灣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我第一首《閃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詞有一段是“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歡笑”，那個時候就是說“你這歡笑很好，你這哭泣不行，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那個時候臺灣也是很封閉的。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是到發行《愛人同志》的時候才比較順利一點

　　羅：對。其實在《未來的主人翁》的時候就已經比較寬鬆一點點。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現象七十二變》也可以通過。侯德健那時候也和我一樣，老是在“新聞局”裏吵架。後來他們也發現我們沒什麼惡意了。你說崔健寫歌他會有惡意嗎，不會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顆心，你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我是這樣子的。我覺得我寫的是真話，這樣的東西長遠來講對社會是有益的。我倒不覺得我會被關起來，關起來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顆心的話，歌本身能反映這顆心的。你其實在講一些話，這些話靠很真實的情感來表達。

　　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中國新聞週刊：《皇后大道東》、《首都》、《原鄉》三張專輯可以說是您在音樂創作上的一種“野心”，就是一個曲子可以不費力地配上粵語、國語、台語來演唱，您覺得這個嘗試成功嗎？

　　羅：我覺得不錯。中文裏面有語言結構相同的地方，當然有的朋友會說我“一魚三吃”。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有樂評說你是“投機取巧”。

　　羅：對。投機可能有一點，但並不取巧。因為很少有人去想用這種方式運用中文的幾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煙灰缸粵語叫做煙灰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你想從南到北，幾千公里，這個民族已經慢慢變成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了。氣候、吃的東西根本都不一樣，幾百年下來，那個東西還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裏表達出一種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為什麼海峽那邊的羅大佑寫的歌，大陸這邊的一些同胞會喜歡。兩岸相拒在1990年的時候也已經40年了，因為大家在語言裏面、在歌裏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維護一個民族，你維護一個國家，你維護一個家庭，維護兩個人的愛情，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電子時代的掙扎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現在發表的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臺灣媒體評價您是臺灣第一代搖滾歌手。從您骨子裏，您是喜歡搖滾樂多呢還是更喜歡抒情的東西？

　　羅：其實我都經過。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語言。早期當然就是一把木吉它這樣唱。到不夠的時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電吉它上臺時他是被噓下去的。你一個民歌手怎麼能做為人不齒的搖滾樂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時另一次革命已經在產生了，它其實也在從一種雛形轉變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講話的方式。到84、85年，從全世界第一台電子合成器開始，電子音樂也變成新時代的一種語言。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革命也就慢慢地來了。這種革命不是一種巨變，因為它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我經過幾個時代下來，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很多的電子音樂。我不是希望大家來跳熱舞，來搖頭，但是這種語法是你本身必須要去接受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你現在每次買給小孩子玩的東西都是一張遊戲光碟的話，他們這一代人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完全不曉得會變成什麼樣的過程，我們最好還是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和他們溝通。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你曾唱到“我們不要被你的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羅：對，我想不要，但這也是一種掙扎一種不得已。我在講不要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預測這東西遲早要來的。我們怎樣使人不被那個東西牽著鼻子走，你用電腦也是希望它能幫你工作而不是你變成它的奴隸。每個人都在用電腦，你不用，你就會變成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人。這句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是假如說你也變成那麼多用電腦的人中的一個奴隸的話，那我寧願做一個人的奴隸，我不要作機器的奴隸。人類和機械文明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我們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們的靈魂給搶走。我們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爛。我們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工作狂。

　　一個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來源於天才。我絕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話，不會只寫那麼一點點歌的。我就會像莫札特一樣寫了41首交響曲。莫札特是個天才，他都沒有時間來改自己寫的曲子，因為他實在是太多產了。如果一個交響樂團不停地演奏莫札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個月。最戲劇化的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可是他死的時候下著大雨，連他太太都沒有去送殯。他死後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來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們這種凡人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點時間，賺多一點錢。然後有錢了，再多花一點時間，多寫幾首歌，多賺一點錢。

　　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在您的創作裏對您影響最大的歌手是誰？

　　羅：不能只有一個。Bob Dylan肯定有影響，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個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對我影響蠻大的。譬如說莫札特有一首曲子對我影響蠻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個主題很有趣，16個小節他只用了三個和絃，只有上和絃，下主和絃和主和絃三種。可是他把對稱和平衡的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現在還在反復地聽它，我在裏面找到一種平衡感，很類似中國傳統裏的對稱，像對聯一樣的對稱。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後來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對作曲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聽聽看。莫札特那個《魔笛》裏面的《吹笛人》那個主題。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從現在華語歌壇的發展來看，大家都認為您處在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羅：後無來者不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但起碼現在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羅：他會慢慢出現的。10年前你談羅大佑也就是一個羅大佑，15年前你談羅大佑是什麼？一個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積夠多了以後，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作他的曲子的話，他的份量才會慢慢出來的。所以假如說大家認為羅大佑有什麼分量的話，那這個分量我相信它絕對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棄父母投資在我身上7年的一個醫學院(教育)。我拿到醫生的執照，然後當醫生一年半。這些東西我全部要丟掉，我全力投到音樂裏面去我才會有今天這麼一點點的成就，它不是憑空得來的。我要違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醫生這樣一個我更早的時候給他們的承諾。我必須要做到，就是我講到要做到，我得給他們一個承諾，我去做音樂，我活得絕對不會比做醫生更爛的，我的收入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做醫生更糟糕，我在這一行的成就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對我父母的承諾一定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絕對不在乎錢。我很在乎錢，我覺得錢很重要。錄音室裏面一個鐘頭三千塊錢台幣。沒有錢你憑什麼來錄音呢？你打電話過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樂是需要錢的，你在錄音室裏面做音樂每一分鐘都是錢呢。你找人編曲不要錢嗎？你想不想找一個更好的，更貴的編曲家來編？想不想用一個更好的錄音師，更有經驗的？譬如在上海8萬人體育場，他這個更好的經驗會把8萬人體育場調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會讓大家覺得8萬人體育場怎麼會音響都不對？所以我得多賺一點錢，去搞好音響，但萬一我搞的音響是好的，有了一個好的模式，以後的藝人就都可以享用這個模式。找到一個標準，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錢，我很在乎錢能不能替我提供一個好的科技，讓我在錄音室裏面做更多的嘗試。所以你說到就要做到，要把它做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歌壇有了這樣一種地位之後，有時會不會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羅：我倒不覺得高處不勝寒。你羅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麼高嗎？你那麼了不起嗎？事業真的那麼大嗎？

　　中國新聞週刊：但是從目前華語歌壇看就是這樣啊。

　　羅：我是常常會覺得有不足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就像演唱會之後總是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其實就是這樣。那種被擊敗的感覺，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覺也用光了，激情過後，要替明天一個嶄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訴自己，昨天已經過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種光榮的美夢。要為明天著想，明天是一個嶄新的你，你羅大佑還是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不要老是靠“一魚三吃”來騙我們。現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聰明的。不要希望去騙別人，我覺得如果你騙不了自己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騙人。

　　在音樂上很貪心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很早的時候您就提倡“詞曲咬合”，就是說詞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羅：這跟中國的文字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歌就是要讓人聽懂的。只有那種自命清高的那種藝術歌曲才會故意把歌詞反過來。所以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我們真要跟做音樂的人去溝通的話，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讓它變得更平滑，他聽上去受到的阻礙就會更少一點，他進到音樂裏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認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詞造句比較講究。有的時候會用一些比較晦澀，生僻的詞。您在寫這些歌時有沒有考慮過聽眾接受起來會有一定困難？

　　羅：會，但假如說有的時候太口語化的東西多了以後我也會擔心，想著是不是太通俗了點，太綿綿細雨的成分在裏面，歌詞的層面是很多的，寫歌的方式也是有800萬種。我想一首歌的創作方式絕對有800萬種。那你怎麼讓這個創作空間有一種，快的節奏能處理，慢的節奏也可以；管弦樂的東西你可以對付，搖滾樂的東西你也可以來。比如彈吉他,一隻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兩根弦，去創作這種東方式，臺灣式，月琴那種彈法的樂曲。在這方面我是很貪心的。貪心之下其實也有一種念頭，就是希望這個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種固定的模式裏面。我總是說我為什麼比較賺錢的原因就在這裏面。我們錄音是很貴的。有時候我們在錄音室裏面試那個效果器，有的時候為4.2秒還是3.6秒去做嘗試，可能一試就是幾個鐘頭。一下幾萬塊台幣就不見了。就在那幾秒甚至幾毫秒間，你都是在做一些試驗，你真的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別人聽起來有一種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費它，我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個新意一定要有，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創作人。我們創作人不是說寫文章，告訴人民形勢正在起變化。我們不是絞盡腦汁在鬥倒某些人。我們是希望讓別人的生活更平靜，更多一點感情。所以追隨你的歌的人，要追隨你的感情。不要追隨羅大佑，追隨羅大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如果喜歡羅大佑的歌，去買他的CD，去聽他的歌，我拿到版稅，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其實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歌就已經屬於聽者了。當你聽到這首歌，你覺得很傷心，在一個淒美的晚上。你覺得這個晚上對你，你可能遭受心靈打擊，你可能被老闆罵了一頓，如果這個歌對你有幫助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音樂人就覺得有意義了，我就覺得我的創作沒有白費。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頻率存活下來

　　中國新聞週刊：像您這麼精益求精地做音樂，出專輯，現在歌壇的製作風氣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講究速度，講究效率。越來越快地推偶像，越來越快地推新歌。

　　羅：但我不會因為他們那麼做，就違背我一貫的原則。所以我要多賺一點錢，去存活得時間更久一點。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來，還有我的位置，我必須要證明這一點。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還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羅大佑每個月出一張唱片。我沒有那麼快，以前沒有那麼快，現在沒有那麼快，將來也沒有那麼快。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近年來您的寫歌速度越來越慢，從《之乎者也》、《家》到《未來的主人翁》，後來到《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好像節奏拉得越來越慢了。

　　羅：對,人成熟了以後,老了以後就是這個現象嘛。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羅:有關係。因為你考慮到前邊的那些歌寫過以後，就已經被你排除掉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寫歌的方式了。從另一方面來講,莫札特也很幸運,他就死在35歲。如果他死在80歲，大家也會發現他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本身就不創作，整天拿個答錄機聽他自己過去的作品。

　　中國新聞週刊：像Bob Dylan或者“滾石”這樣的歌手或是樂隊，他們的歌迷會從60年代一直追隨到現在。在大陸或者臺灣，您也有這樣追隨您的歌迷，從7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你在新專輯中有很多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

　　羅：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經過了太多的階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在改變。喜歡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開，一些人進來，就是這樣不斷地在改變。我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我不能說年輕人聽到我這種很慢的曲子，一個民樂的曲子,或者說我組合過的民歌加電子樂，就趕快變成羅大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從歲月中成長過來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羅大佑沒有讓他們失望的話，這些音樂是可以陪伴他們一陣子，這一陣子要長一點。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奢望。創作人就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的歌時間長一些，希望自己寫的曲子聽的人多一些。我沒有別的奢望。創作人也和一般人一樣，吃喝拉撒，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平凡人的日子。專業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點。

　　中國新聞週刊：劉索拉講過，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國民歌，被您給唱倒了。那中國傳統的音樂在您的創作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羅：我舉個例子，像台語歌它那種哭調其實是非常中國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諱言我是一個統派的人，我對臺灣獨立怎麼看都覺得它有問題。我不是因為我在北京才這麼講，我在臺北也這麼講。這樣一種調式的東西，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樂它的本質是一樣的，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大家的血緣、命脈、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樂有助於去找到我們共同的祖先，音樂有助於我們去找到我們共同的周遭的情緒。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國新聞週刊：您寫了這麼多情歌，這裏面有沒有自己感情經歷的影子？

　　羅：當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裏面的一個影子。有時候不見得只是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戀的時候一些影子在裏面，把它拼湊起來。像《戀曲一九八Ο》就會特別清楚，有時候就會不一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剪貼。

　　中國新聞週刊：您給很多歌手寫過歌，這些歌過一段時間又會拿來自己唱，而您的演繹和他們的好像完全不同。

　　羅：我是這樣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種方式，編曲會只有一種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給像齊豫、梅豔芳、陳淑樺那麼好的歌手的話，他們的演繹方法會有很多種。同樣是《滾滾紅塵》，編曲用這樣的方式那樣的方式，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他們都是很好的詮釋樂曲的人。假如我做製作人，譬如說陳淑樺，我會在那段時間裏面，幫她找一個最對的方式。但陳淑樺表現的方式絕對的不只是那個樣子的。反過來羅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裏就只有那一種方式表達。因為寫曲的人是我，我對那首歌先入為主的那種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會變成只有一種模式。

　　中國新聞週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語化一點，您對李宗盛怎麼評價？

　　羅：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詞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樣的一點，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我會做我自己的製作公司來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個性喜歡跟很多人一起工作，這樣比較有效率，他會找到一種方式。我選擇跟“滾石唱片”合作，他選擇在“滾石唱片”內部工作，這就顯示出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他的生日跟我就差一天嘛。我們都有對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敏感度。我們都把音樂當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面臨音樂市場的很大的衝擊，現在的音樂市場是很不好的，因為電腦的關係、因為網路的關係、因為下載的關係、因為翻版的關係，我們一樣的一點就是我們還在努力，我們沒有放棄。我們覺得如果好好做的話，音樂可以和其他的媒體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們最燦爛的日子已經不在了，這沒有關係。每個時代可能都有它最燦爛的媒體存在。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