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和羅大佑
香港還不知道是台灣，1990年的時候拍過一部電影，叫《棋王》。如果不是因爲裏面用了羅大佑的歌和音樂，恐怕我是不會去看的。
這部電影是用了大陸作家阿城和台灣作家張系國的同名小説改編而成的。這兩部小説我都讀過，阿城的《棋王》曾經由大陸電影導演滕文驥改編過同名電影，我看了。這個滕文驥可能是唯一邀請到羅大佑演唱過電影插曲的導演，這部電影就是《在那遙遠的地方》。就這樣，陰錯陽差，把羅大佑和《棋王》搞得很有關係的樣子。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覺得阿城的《棋王》有可能成功改編電影的，甚至從來沒期待阿城的小説會成功改成電影。改編的都沒有成功。無論是滕文驥的《棋王》還是陳凱歌的《孩子王》。這是因爲阿城的小説充分利用了文字和小説的所有空間和張力，使到運用電影語言來講述其中的故事的時候，將不能保證原貌的呈現，甚至像《黃土地》那樣描述其中的一個斷面。
當然，張系國的《棋王》改成電影，還是合適的，因爲這部小説本身可以看作電影文學劇本，而不是非常得“小説”，這不是本文的重點。
不過，當我聽説港台電影《棋王》用羅大佑的《愛人同志》和《黃色臉孔》做主題曲的時候，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否認了這種可能性，甚至可以想象其必然的失敗。
電影開始的時候，就是羅大佑的《愛人同志》開始的，一行字幕寫著1967年，畫面是北京民衆高舉華國鋒的畫像。華國鋒1967年的時候可能還不是中央委員了。我倒不是要抓編導的辮子，實在是證實了我看這部電影前的猜想：編導寄不懂文革，也沒聽懂羅大佑。
電影《棋王》講了很多文革的故事，也採用了很多文革的紀錄片並有很多文革的戲劇場面。顯然，編導將電影定位在文革對文化的摧殘上面。我不明白編導何以這麽改編小説，假如他仔細閲讀了這篇小説的話，至少在原著中是不會有這種理念的。爲了將這種理念強化，編導還生造了很多情節，比如那個十字架，比如王一生被捕之後用烏木象棋贖人，還有王一生在火車上在廁所邊上等情節。
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小説，並沒有對文革進行任何圖解批判的小説，就變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批判文革的政治説教電影了。而主人公和夥伴們，對生命的感悟，社會本質的理解，甚至對農村生活的美學價值的探討都沒有了。更滑稽的是，爲了顯示編導理解佛教的含義，讓王一生在和9人同時下棋的時候，做出了一個和尚打坐的動作。這種圖解式的電影，即使在大陸文革期間的電影中，也不常看到，沒有想到居然在一個號稱自由社會的港台拍攝的電影中如此露骨俗氣地表演出來了。
這就説明，港台不但沒有文學，也沒有電影。
好在，台灣留給我們一些不錯的中文流行歌曲。
當然，千萬不要圖省事將“中文流行歌曲”簡化成“音樂”，因爲港台並不存在一個叫“音樂”的東西。
羅大佑的《愛人同志》和《不變的結局》是我鍾愛的兩首歌曲，我尤其喜歡在無人的公園里一個人吟唱幾遍，唱完會有練完氣功後才有耳清目明的感覺。
可是，這部電影不但拙劣地圖解的小説《棋王》，也拙劣地圖解了《愛人同志》這首歌。
片頭使用這首歌，配以中國文革的記錄資料片。顯然，編導因爲《愛人同志》中的“批判”、“鬥爭”等詞彙，將《愛人同志》理解成批判文革的歌曲了。
過去看過一些評論羅大佑歌曲的文字，都是說這些詞彙是引用大陸，因此羅大佑是批判大陸。我感到驚訝的是，連台灣的樂評者也這麽說。
難道台灣不用“同志”這個詞，那麽國父孫中山“同志尚需努力”台灣的課本上是沒有的？國民黨内不是互稱同志?；難道台灣不用批判這個詞？難道台灣不用“鬥爭”這個詞？老實說，台灣還用這類詞的時候，大陸早就不用這些詞了。
這種對羅大佑作品的任意圖解歪曲，實際上也表現出港台那些人缺乏完整的藝術和文學素養，想要説明什麽，但不會使用文學的或者電影的語言來説明，用個別詞彙和鏡頭，生拉硬套，搞出那麽一部不倫不類的電影，既不娛樂，也不思想，十足的怪胎。
無論是阿城的《棋王》還是羅大佑的《愛人同志》，正好都是我非常喜愛的作品。尤其是阿城的《棋王》，堪稱短篇小説的奇跡，故事中充滿的非刻意的象徵和青年對生命以及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認識不是一般作家所能寫出來的，甚至阿城自己也未必能夠重復。這篇小説倒是可以和羅大佑的作品作一些結合。比如王一生對母親的回憶，王一生通過串聯會遍天下好手，王一生評論杰克倫敦和巴爾扎克小説，倪斌的孤傲和善良，王一生口出狂言卻遭到驕傲的指責等，都可以用羅大佑的作品來準確地詮釋。
當然，這部電影對我來說，唯一珍貴的地方是電影結尾的時候，王一生出現在台北街頭和神童見面的時候，羅大佑一段《愛人同志》的吟唱，這段吟唱從來沒有收進羅大佑的任何一張唱片中，甚至在演唱中，羅大佑還改了一個字。這段吟唱舒緩堅毅，對歌者的情緒的描寫顯得非常豐滿，比之之前的唱片版本更加令人震撼。
只不過，我非常懷疑，電影的編導是否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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