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4日 星期二
喚起内心隱藏情感的《吾鄉印象》
這是羅大佑當年發行專輯《家》的時候，接受聯合早報記者專訪。和現在的專訪不同，在這個專訪中，完全只對一首歌展開訪問。這首歌就是《吾鄉印象》。
從這個專訪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音樂工作者的追求和情感表達的方式。
讀了這篇專訪，你願不願意再去聽一遍《吾鄉印象》呢……
喚起内心隱藏情感的羅大佑《吾鄉印象》
啁啾鳥鳴。
三兩下古月琴的撥弄，帶出了二胡的弦音，蕭的管音。
羅大佑蒼涼的漫聲長歌。
並不一定是個人思想感情，還是有特定北京，卻為這一首《吾鄉印象》的韻律，樂器，歌聲所觸動。
沒法不喜歡這一首歌。
的確想要了解，羅大佑的創作意念，樂器的配搭，是不是一種感情宣洩？
這一回和羅大佑的會面，把這一切想知道的提出來，讓他一一分析。
吳晟之新詩 陳達之古月琴
“歌詞不是我的，是台灣一位寫新詩的吳晟。我選用他的詩，因爲它給我的感覺是平凡，落實，對泥土有情感，而不是一般的新詩總用奇怪的字眼。
吳晟出身農戶，雖然他是中學的化學教員，卻依然幫忙父母。他的生活和泥土接近，他對泥土的情感是當今都市人所缺乏的，所以他這一首詩給我很大的感觸，我才用來作爲我的歌。”
羅大佑說，既然是一首屬於大地的歌，沒有必要用閩南語唱——
“我認爲一首歌是沒有必要用語言去強調民族情感，音樂性是最重要的。”
那樂器的搭配是自己的選擇？
“我受到陳達的影響。他是台灣最後一位傳統民族歌手。他由鄉下被帶到台北演唱，卻不能接受文明，最後送入精神病醫院，回鄉以後被車撞死。
“陳達一向用古月琴伴著他的歌唱，很傳統，很淒蒼，很有民族性。我很喜歡，便把古月琴，還有二胡，簫，帶進《吾鄉印象》里。”
電子合成樂器與傳統樂器的結合
既然是採用中國古典樂器，爲什麽在第二段出現了電子合成器？所給予的是不協調，是不是可以解釋？
“Electronic Synthesizer 是現代的樂器，但在應用之下可以達到一種特殊的效果，比如說喜多朗，他能把聽者帶到玄奇的東方意境。我是把最古老最傳統和最現代的放在一起，聽起來有一種對比，有張力，會產生一種特殊韻味。
“這一首歌的編曲是日本的三枝成章，他同樣的認爲要有兩者相輔，才有音樂層次，能使樂曲表達更加豐富。如果你感到不和諧，或許是以你對中國樂曲的了解來看。中國樂曲是單結進行，不像西方樂曲是注重對位、和聲、管弦的搭配，那是很華麗的。我不用這一種華麗效果，卻是引用兩種不同的樂器，以對立方式把最現代和最傳統的放在一起。”
哀泣的創作 感情的宣洩
《吾鄉印象》相當長，可是到了三分之二的樂曲間奏之後突然一頓，然後才接下去，爲什麽有這麽短暫的停頓？
“我們有剪掉一段，這一首歌原本是11分鐘，但在反復聽的時候，發現有一段節奏快一點，那是二胡間奏那一段，加上錄音製作要雙面時間一樣，所以我們就Cut成8分鐘，會聽到那一頓，並不是刻意的構曲。”
可以談談這首歌的唱法，是不是帶有哀悼的音色？
“平劇的唱腔很特殊，一個音層變化很多，能一哼下去有高低的抑揚特性，我是以這一種唱法，比如說在第三段的‘就在這片長不出榮華富貴長不出奇跡的土地上’，我就是以這一種起伏的唱法來唱‘的土地上’。這是一種聲韻的表達。
“我在處理這一首歌的時候，注意到每一個音和每一個音之間的排列組合，每一個字有幾種轉的唱法，每一個字都帶上情感。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中國的土地在這歷史的進展中有太多的變遷了。我帶著一種依戀，一種哀泣的感情去創作，去吟唱。可以說是沒有保留的感情宣洩。”
難怪《吾鄉印象》會喚起内心的隱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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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聯合早報 1984年11月14日
作者：瀚瀚
圍爐夜話 羅大佑、金兆鈞把酒論音樂[完整版]
[Sleepingcat推薦語]這是我在查找某些資料時，無意中看到的一篇報到。我比較後知後覺，好像從中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看到東西,覺得對瞭解大佑有幫助 。
圍爐夜話 羅大佑、金兆鈞把酒論音樂
今年新年之夜羅大佑將在首都體育館舉辦一場名為“圍爐音樂會”的個唱。這次特別從香港飛到北京的大佑，第二天還要再搭班機回港，參加他的新書《童年》首發式。雖然行色匆匆，大佑與金兆鈞把酒論音樂，仍然談的不亦樂乎。
金：大家對你這麼大的興趣，可能不僅僅因為你在北京開演唱會。你可能也知道你對內地的影響有多大，但是我想具體的瞭解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瞭解到你對內地的這種影響的？
羅：大概在91，92年的時候，直到內地有一些人喜歡我的聲音。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金：在臺灣香港，為什麼會有一些人對你提出激烈的批評？
羅：比如說我當時到香港發展，寫了一首《東方之珠》。因為臺灣畢竟是一個海島，這註定了有些“島民偏狹症”，這也是當初我在臺灣受到那麼多媒體批評的原因之一。早期的時候，媒體認為我是黑色的叛逆者，實際上每一個人對社會，對政界，對經濟狀況，對個人的生活狀況有一個個人的理解，我不可能說我是一個抗議歌手，我寫一張唱片要做年輕人的代言人，不可能。我在85，86年開始對這些評價習慣了。
金：你在內地的形象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溫情的，比如《童年》，一方面是叛逆的。這邊聽到你的時候是在八十年代初，聽到你的聲音那一代人，很多人把你奉為音樂領袖。這種雙重身份在剛出道的歌手中並不多見。
羅：不止音樂本身是雙重身份。我家裏人都希望我做醫生。我一直在音樂和做醫生之間掙扎，這個過程經過了十年。上學的時候平常不太上課，在家裏寫寫歌，聽聽音樂，到了考試的時候趕夜車。
金：我也上課寫過歌，但是我沒有最後走上創作之路。很多內地歌手都是走的這樣的路。那麼你最後是出於魯迅那樣那麼嚴肅的原因，還是?
羅：我是很自私的。寫音樂，寫歌，自己會感覺唱出自己的心裏感覺，情感狀況，矛盾……我第一次在臺北開演唱會是在1982年，臺北國父紀念館。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地方……當你發現兩個行業都是那麼高度專業的時候，你只能選擇一樣。1985年3月9日，我離開臺北，原因很簡單，大家對我的期望太高了。我在寫我自己的感情的部分，我發現我要走的路不是我自己想走的，而是別人對你的期盼。音樂本來是要給人帶來和諧的東西，但是現在是對立。四年以後，在香港，我給父母寫了信，我說我希望能做我自己最希望做的事情。我的父母還希望我能夠不要放棄做醫生。我學了七年的醫，而且家裏有這麼深的淵源，可是我要放棄這個去作曲。當時人們認為這是沒有前途的事情，是一種“戲子”的概念。
金：我覺得你早期溫情的歌曲，很多是那種非常純淨，非常透明的歌，比如《歌》，現在給大家唱唱？
羅：《歌》的曲子是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寫好的，但是一直沒有合適的歌詞。到了大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朋友來找我，在《閃亮的日子》電影劇本裏面已經放下了一段歌詞，就是現在那段，這就是我一直找的。
金：有一種感覺是可以流傳很久遠的。81年的時候，在朋友家聚會，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很靜默，這種感覺我一直留到今天。這首歌，包括《戀曲1990》，還有《追夢人》中的一些歌曲，給人很透明的感覺，這跟什麼有關？跟你小時候的教育？
羅：可能跟我的家庭有關。我小時候學鋼琴，我父親很喜歡音樂，家裏的唱片摞起來那麼高。一路在長大，13，4歲我開始聽一些西洋流行音樂。我發現不同類型之間的音樂差異如此之大，又是如此的引誘人，這讓我很感興趣。我小時候不太交朋友，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聽音樂，寫音樂。如果說有創作這回事，我想瞭解這種事情。我買了大量的國外唱片，跟著學，跟著彈。在音樂上我還是把自己該做的功課做完，我的成長是比較單純的。大學七年，我有大概1200張唱片，都是翻版，因為當時臺灣找不到那麼多原版。
金：回過頭來看，國內這些第一代搞流行音樂的人，部分都是家裏有音樂方面的背景，或者是知識份子或者文人，學民族音樂，古典音樂的。甚至有一些拿過國家級的大獎。當然他們是在適當的年齡聽到了歐美的這些東西，當時他們產生了要做這種東西的欲望，這時候技術準備已經了，有了可以表達的工具。
羅：是，關於音樂基本的東西一定要先有，也就是說，當你去寫一個東西的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和絃是什麼。如果連基本的把這些情感的東西去表達的方式都沒有的時候，你隨時會卡在那裏的。小時候被父母逼著學彈鋼琴，後來發現對我很有幫助的。聽很多的音樂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樣才能知道在那麼多的情感裏面我到底屬於哪一塊。我應該往哪一方面發展才更為舒服，而不是去抄襲，而不是被迫的往浩瀚的音符的浪濤中游去。
金：我覺得你的旋律創作上有自己的特點。應該說西方的流行音樂是一種以和聲的思維來展開，而東方音樂基本走的是五聲音階，我發現你的《東方之珠》很好的把這兩點結合起來，開始是典型的五聲音階，副歌則明顯是分解和聲。很多作曲家試圖做到這一點，這也始終西方文化結合的一種體現，你是怎麼解決的這個問題，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
羅：很有意思的問題。你應該知道《海上花》這首歌，這是我的大罪名之一，說我怎麼突然這麼向流行靠攏……《海上花》很多媒體批評我向流行靠攏，實際上我當年從紐約回到香港，突然有一種很東方的感覺，於是有了《海上花》，突然之間，你已經在鹿港小鎮。我個人相信被環境壓迫下，人總會去找一種認同感。我在臺灣早期的歌包括《鹿港小鎮》《之乎者也》，一直是很西式的歌，可是那個時候一到香港，中國的，漢族的五聲音階突然就出來了，媒體就開始批評了。
金：在這兒可以這麼說，不知道異類文化，就無從認識自己的文化。
金：我欣賞的，全面創作的，作品有一定量的，歌手只有三人，一個是崔健，一個是你，一個是張楚。你的歌詞我有一個印象，我這個人很靈的，我喜歡的歌詞我幾乎都能背下來，你的我詞我就常常背不下來。你在歌詞上我想問問，你小時候愛寫作文麼？
羅：我不覺得我作文好過，小時候寫作從來都是一個壓力。在命題之下做自己的違心之論。一直到大學的時候，離開家裏，脫離了家裏的約束，這種情況下你聽歌，你做自己想幹的事情，那就不一樣了。
金：你覺得你是完全憑感覺做出來的還是需要反反復複摸索尋找的呢？
羅：摸索的要多。一直到92年，我才在填入境表的時候在職業上填作曲。我唯一不確定的就是我的歌詞。童年，我寫了5年。最後我發現在歌詞裏面找到一種口語化的表達--因為中國人說話的音調--這是最難的。我認為我還沒找到最終解決的方式。可能以前文人詞牌的方式更合適。第一，我小時候語文很差；第二，我在寫歌詞上面花的時間至少是曲的十倍；第三，在我的曲和詞配合的100%的和諧之前，我是不會拿它出來發表的。流行音樂的本質就是，我唱出來你立刻就能聽的懂。學院派的就喜歡繞，流行音樂不是這樣的，要進到耳朵裏面就能進到心裏頭，要一刀見血。
金：你在北京這段時間，也認識了很多北京的音樂人，你覺得你對這邊的創作有什麼影響？這邊的流行音樂從起步來說就比臺灣晚10年，中國的第一代音樂人是從80年代初開始接觸鄧麗君，然後慢慢的學技術。我覺得至少你影響了校園民謠。他們很多人都是聽著你的作品長大的。
（兩人合奏光陰的故事/同桌的你。）
金：羅大佑的音樂對國內的校園音樂有影響。我覺得“校園情懷”，是受到你的影響，在十年後，出現了同桌的你。
羅：我可能是在學校裏面的時間長一點，我覺得校園這種特殊環境，讓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特別高。校園裏面是更多的理想空間，而少了現實的磨練。我們如今做搖滾樂，一定要Make it,要讓它發生，讓它掙錢，這樣才會存在下去。
金：對你八個月的北京生活做個評價。
羅：在北京的這八個月對我很重要。整個世界，人的生活狀態處在一種半夢境的狀態，然而北京在發展。北京的現在是北京有史以來發展的最快的時刻，這是給我最大能量的事情。
金：從98年，99年，國內的音樂人開始做一些新的思考。出現新的音樂形式，最近是很有希望的。
羅：如果大家多努力一下，我們會有一種新的音樂形態出來。要和現實有衝突，當然也有妥協，這樣才會有進步。妥協不是一件壞事，這也是和現實的一種交鋒。
花絮：●《光陰的故事》轉到《同桌的你》，是那麼自然，席間兩人合奏一曲，兆君借羅大佑的歌表述了自己對國內校園民謠的看法●大佑彈了自己20歲的時候，寫的一首鋼琴曲，並且自己解釋到：“這是當初為了反叛莫札特，自己創作的東西，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記者提問
1．您對您現在的成就感到滿意嗎？
羅：我這樣講啊，其實我覺得可以糊口了，因為我對我的父母承諾就是我有能力可以養活自己。任何一個做創作的人都可能對自己的所有成就有任何（地方）說滿意這兩個字。因為“你只要這樣維持就好”。“滿意”就代表這個意思。創作代表一種永無止境的奮鬥，奮鬥對我來講，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難的。
2. 您有創作枯竭的時候嗎？
羅：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在枯竭中。
3.您怎麼能改變這種狀況還能出這麼多新歌呢？
羅：創作枯竭就好比海綿中的水被榨幹，我只有不斷的搬家，去聽新的音樂，到處流浪，去跑，去接觸新的土地，去接觸不同文化的事情。當海綿中的水被榨幹後，你得考慮怎樣把水吸回來，怎樣讓他重新充滿了水。對我來講，這種枯竭狀態是重要的，而不是說出了唱片，賣的怎麼樣（重要）。對我來講，“零”是重要的。“壹”是不重要的。“歸零”就是回到原點。我太習慣獨來獨往了，只有這種情況，我到了任何一個地方，我在街上，我去吃頓飯，或者我在某個場合裏，各種情況，我才能保持一種觀察者的角色。觀察是創作很重要的一個基數。
4.您覺得當前的流行音樂和過去的有什麼不同？
羅：當今的電腦（音樂）確實可怕，但是電腦再偉大也不會取代人（腦），有幸的是我跟著整個環境的變化而一路成長。不幸的是我必須去妥協，去學這些技術，以便跟各個層次都有溝通的餘地。
5.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您希望您的歌迷都是什麼人呢？
羅：如果可以選擇的話，當然是從8 歲到89歲的都要，當然這不可能了（笑）。
6.為什麼這次演唱會叫做“圍爐音樂會”呢？
羅：我覺得，過了這麼多年，今年對北京是有很特殊意義的一年，歷史註定這個城市在經過這麼多苦難和鬥爭後，應該得到一個圓滿的結局。我覺得今年的年底在辛苦之餘，大家能夠圍坐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不一定是因為迷信說這是港臺的歌星，而是和大家多一點音樂的溝通，和大家共用一個舞臺。那麼多人大家可以回憶到80年，生活剛剛開始穩定的時候，一個黑白照片的回憶，使這個回憶變成---可能今天一個三十五歲的人，他當年可能二十歲不到—這樣一個成長過來的過程，使他怎樣從時間空間的轉換中找到他現在的自己。使在這個世紀開始的時候，他會更廣闊的憧憬他今後的路程。我不敢講我現在的成就怎樣，但是起碼我可以講我現在做的事情，我值得去做，它只是一句話寫到一半，我該如何繼續寫下去，我必須寫下去。
7.能否理解為這次的主題是懷舊呢？
羅：不是。懷舊是個動力，我們要用懷舊本身那個正面的動力來告訴自己可能明年會幹的更辛苦。你的人生在整個世界的人生舞臺上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圍爐”的意義就是說在這個特殊的時候，我們需要有這麼一個機會，大家互相信任，互相鼓勵。
8.有人認為您是中國的搖滾領袖，您是怎麼看的？
羅：我最反對什麼“領袖”的評價了。總是有人拿我跟崔健比較，拿崔健和竇唯比較，要打倒誰，其實誰都不能打倒誰的。創作就是你創作出唯一的一種別人沒法創作的音樂形態，這歌本身是無法被另外一名歌手所取代的，所以說“領袖”本身是毫無意義的。說我是教父，也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的創作一直在走，它本身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和別人的溝通，哪怕是可以和年輕一代的創作人溝通的，就是這樣。領袖這個稱呼負擔太大。
9.演唱會的曲目？
羅：大部分曲目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重要的是演唱會的編排，他有一個起伏，會有戲劇化的效果。歌大概會有35-40首。可能代表的是我的一種創作歷程，也可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過程。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場羅大佑的演唱會，這是一場羅大佑的作品和其他音樂的共用的一個音樂晚會。
10.為什麼說這場演唱會是你期待了二十年？
羅：這個期待可能是一個完全無意的的期待，可能這是我的一種命運，也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11.你對愛情和婚姻有什麼看法？
羅：婚姻就是為了生小孩子。
本文來自：網蛙（www.wanwa.com）
文/Vermeil
音樂追夢人--羅大佑專訪
提要：長久以來，拜盜版和翻唱所賜，海峽這邊的中國人得以聽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聲音。長久以來，羅大佑的歌聲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慰藉著一顆顆年輕的心。隨著9月初滬、杭兩地演唱會的臨近，羅大佑已由民間的汩汩細流彙聚成一場風暴。這是一場遲開的盛宴，而在20世紀最後一年的舉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徵意義。莫里斯•迪克斯坦說，對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會上結束的。再過多少年，我們是否也會說，80年代止於20世紀末的那個夜晚，那個與羅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會上最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記得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到上海?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對。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大陸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緣份？
羅：是一種緣分，真的沒有辦法。批文每個地方報批的方式都不一樣，各個地方的人情結構也不一樣。所以這次來來去去工作一兩年這樣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順利的。這只能說是一種宿命，一種緣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第一次來大陸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有這麼高的聲望？
羅：多多少少聽到有朋友在講，可是我總是沒有面對這麼多朋友嘛，實際上有點意外。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您的歌通過盜版的方式已經在大陸流行很多年了。
羅：其實盜版有時也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種什麼呢，是一種必要之罪。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經在演唱會live版的專輯中寫到過您在演唱會上是感覺最孤獨的人，每次演唱會之後都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為什麼這次還能鼓起勇氣作現場的東西？
羅：這與做唱片是一樣的。出一張唱片，花很多時間去積累下來。我是這樣，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會去聽那些歌了，當然在做宣傳的時候，面對記者朋友或是上電臺的時候那是例外。因為前面要反復地聽嘛，我會一直這樣上百次。等於你的創作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咀嚼的一個經驗。你咀嚼這麼多次，到錄完為止。如果花兩年時間製作的話，我面對這些歌已經兩年了，也是到了一個應該面世的時候了。演唱會其實也一樣，要求你全力以赴這樣子。我一直強調演唱會之前是我人生裏最恐怖的一段時間。累積那麼久的時間，累積那麼久的能量，然後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錢都已經付出來了，唱片公司都已經在銀行裏面收利息了，你坐在那邊會說我不辦了？對不對？所以演唱會那種兩軍對壘、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強烈，我一直把演唱會當作戰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鐘是不是很緊張？
羅：那當然啦，那還用講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華人歌手中你是第一個發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現場演唱會比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羅：我在1998年8月29號紐約林肯中心辦演唱會之外，我之前的演唱會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場。我是很怕做演唱會的，因為演唱會有那種焦慮，總是有那種期待，非要在那個right moment。那麼久了以後又到了這個在世紀交替的時候，總覺得那麼久的音樂似乎應該做一個交代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沒辦法。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該把它做掉，給自己的挑戰還是得面對。
中國新聞週刊：在大陸開演唱會是不是您的一個大的心願？
羅：當然算是，因為大陸有那麼多的城市，我在臺灣開，了不起就是臺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這樣子。肯定要感受那種大江南北遊走，每個地方，每個都市不一樣的人情風土那種感覺。好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格局。當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還開玩笑說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搶過去不少。到了北京來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廣州嘛講粵語的人又多了一點。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樣。我個人是很喜歡在不一樣的地方感受不一樣的人的文化特質。我個人是很喜歡學習。我們學醫的人，比如你學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點。尤其我是學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從腦部到腳底，每一科都要請示我們這一科的意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內部去，其他沒有專科醫生是這樣的。所以對學習會有那種興趣。
150多首歌其實非常少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從性格上講您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羅：一向是這樣。做創作人蠻多的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很多時候要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創作就是你在做一個你自己都沒有寫過，別人也沒有寫過的方式或情感，這才是創作嘛。但有時候有些歌會類似一點。像我有兩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愛的箴言》。這兩首歌主歌的和絃一模一樣，創作時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創作。在那麼類似的情況下，這兩首歌還是不一樣。我跟你說你要是做一個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種歌或情境，它其實是很辛苦的。我們很不容易寫一首歌出來，這首歌就是不跟別的歌詞撞到，它又有足夠好的旋律，它可以喚起大家對一種相同感情的認同，這個過程我認為它是相當難的。創作到某種程度，模式甚至整個被打破掉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樣的模式已經太多了。所以創作會不斷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會不斷地起來。樂器也是一樣。創作是那麼辛苦的一個過程，我寫了20多年歌也不過寫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實非常少的。20多年來就一直靠這個來掙飯吃。
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段時間墨鏡和長髮是您的標誌，您是什麼時候剪掉長髮，摘下墨鏡的？是不是剪掉長髮的那一瞬間自己覺得應該改變，應該有所突破？
羅：對。也不是有所突破，頭髮其實是生活裏的一部分，我並不特別把它當作一種造型。就把它當作自己，怎麼講，自己工作生活兩方面都算是可以遊走其間。比較不會受到自己內向的個性的干擾。以前我面對攝像機是比較擔心的，所以那時需要墨鏡也是這樣的道理。86、87年吧，墨鏡就慢慢摘掉了。
中國新聞週刊：到美國以後。
羅：對，等於是要慢慢地熟悉環境，這個行業，各種場合。久了以後就習慣了，我想每種行業都是一樣的，教書教久了不用看書本也可以背出來了。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有一種說法，因為你學醫，作放射科的醫生，所以才養成戴墨鏡的習慣。
羅：沒有，放射科的醫生人家穿鉛做的衣服，戴墨鏡怎麼夠。墨鏡防護是不夠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自己說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資料說是《鄉愁四韻》，到底應該是哪個？
羅：《歌》的旋律是最早寫的。1974年，我大學二年級，剛從學校宿舍搬出來住，在學校旁邊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住。寫了旋律以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填上詞，所以歌詞就一直空白下來。我現在還記得原來的歌詞，但它太濫也不好意思講。一直到76年有一個電影叫《閃亮的日子》，突然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劇本，裏面有一首徐志摩的詩。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兩個月，其他的歌都已經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還沒寫好。有一天我到樓上去，那時我住在5樓，樓上還沒有賣出去。我喜歡樓梯那種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間我又想到那首歌，這個詞譜上那曲正好。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雖然只有旋律而已。《鄉愁四韻》是餘光中的詩，那是後來聽了民歌手楊弦先生譜的余光中先生的詩後，自己也試著譜曲。我記得這首歌應該比《歌》再晚一點點。
真正有一顆心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
中國新聞週刊：臺灣媒體早期曾經評價您是“臺灣的Bob Dylan”，是一個“抗議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針砭時弊的，從開始的《超級市民》、《亞細亞的孤兒》，到後來的《五十塊錢》。一般說來人在年輕的時候是容易憤怒的，年紀大了以後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少，您是如何始終保持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呢？
羅：你這個問題問得好，現在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像以前那種憤怒。其實也不是憤怒吧，做音樂就是一種心意，一種感情。在這個社會裏有太多聲音是太嘈雜的時候，我就覺得做音樂的有這個義務使社會稍微平和一點，多做慢一點、比較和諧、再抒情的歌，讓大家都安心一點。但換一個角度，當因為各種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種各樣的理由，(社會)變得很沈默的時候，一個藝術家有這個義務去講一些真話，但有時候講真話可能是很危險的。真的講到危險，假如你知道怎樣去表達這個訊息的話，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時代我們沒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掉，弄一個不曉得什麼樣的政權取代它這樣子。人過安定的日子總會去想怎麼讓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錯，你明天要吃得更好。你今天工作不錯，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遷，可以安定。譬如在一個雜誌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為更好地執行、更高的職位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麼不好可能你今天沒辦法影響他，但哪天你做了那個職位以後，你原來不滿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滿意，然後再有一個比你更好的年輕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國5000年的文化、國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對我來說我並不忌諱談政治，我覺得假如一個社會裏大家都忌諱談政治，都很小心翼翼的、都很沈默的話，我相信這樣的社會它是有問題的。臺灣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我第一首《閃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詞有一段是“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歡笑”，那個時候就是說“你這歡笑很好，你這哭泣不行，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那個時候臺灣也是很封閉的。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是到發行《愛人同志》的時候才比較順利一點
羅：對。其實在《未來的主人翁》的時候就已經比較寬鬆一點點。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現象七十二變》也可以通過。侯德健那時候也和我一樣，老是在“新聞局”裏吵架。後來他們也發現我們沒什麼惡意了。你說崔健寫歌他會有惡意嗎，不會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顆心，你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我是這樣子的。我覺得我寫的是真話，這樣的東西長遠來講對社會是有益的。我倒不覺得我會被關起來，關起來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顆心的話，歌本身能反映這顆心的。你其實在講一些話，這些話靠很真實的情感來表達。
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中國新聞週刊：《皇后大道東》、《首都》、《原鄉》三張專輯可以說是您在音樂創作上的一種“野心”，就是一個曲子可以不費力地配上粵語、國語、台語來演唱，您覺得這個嘗試成功嗎？
羅：我覺得不錯。中文裏面有語言結構相同的地方，當然有的朋友會說我“一魚三吃”。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有樂評說你是“投機取巧”。
羅：對。投機可能有一點，但並不取巧。因為很少有人去想用這種方式運用中文的幾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煙灰缸粵語叫做煙灰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你想從南到北，幾千公里，這個民族已經慢慢變成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了。氣候、吃的東西根本都不一樣，幾百年下來，那個東西還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裏表達出一種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為什麼海峽那邊的羅大佑寫的歌，大陸這邊的一些同胞會喜歡。兩岸相拒在1990年的時候也已經40年了，因為大家在語言裏面、在歌裏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維護一個民族，你維護一個國家，你維護一個家庭，維護兩個人的愛情，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電子時代的掙扎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現在發表的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臺灣媒體評價您是臺灣第一代搖滾歌手。從您骨子裏，您是喜歡搖滾樂多呢還是更喜歡抒情的東西？
羅：其實我都經過。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語言。早期當然就是一把木吉它這樣唱。到不夠的時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電吉它上臺時他是被噓下去的。你一個民歌手怎麼能做為人不齒的搖滾樂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時另一次革命已經在產生了，它其實也在從一種雛形轉變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講話的方式。到84、85年，從全世界第一台電子合成器開始，電子音樂也變成新時代的一種語言。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革命也就慢慢地來了。這種革命不是一種巨變，因為它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我經過幾個時代下來，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很多的電子音樂。我不是希望大家來跳熱舞，來搖頭，但是這種語法是你本身必須要去接受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你現在每次買給小孩子玩的東西都是一張遊戲光碟的話，他們這一代人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完全不曉得會變成什麼樣的過程，我們最好還是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和他們溝通。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你曾唱到“我們不要被你的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羅：對，我想不要，但這也是一種掙扎一種不得已。我在講不要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預測這東西遲早要來的。我們怎樣使人不被那個東西牽著鼻子走，你用電腦也是希望它能幫你工作而不是你變成它的奴隸。每個人都在用電腦，你不用，你就會變成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人。這句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是假如說你也變成那麼多用電腦的人中的一個奴隸的話，那我寧願做一個人的奴隸，我不要作機器的奴隸。人類和機械文明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我們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們的靈魂給搶走。我們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爛。我們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工作狂。
一個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來源於天才。我絕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話，不會只寫那麼一點點歌的。我就會像莫札特一樣寫了41首交響曲。莫札特是個天才，他都沒有時間來改自己寫的曲子，因為他實在是太多產了。如果一個交響樂團不停地演奏莫札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個月。最戲劇化的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可是他死的時候下著大雨，連他太太都沒有去送殯。他死後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來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們這種凡人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點時間，賺多一點錢。然後有錢了，再多花一點時間，多寫幾首歌，多賺一點錢。
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在您的創作裏對您影響最大的歌手是誰？
羅：不能只有一個。Bob Dylan肯定有影響，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個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對我影響蠻大的。譬如說莫札特有一首曲子對我影響蠻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個主題很有趣，16個小節他只用了三個和絃，只有上和絃，下主和絃和主和絃三種。可是他把對稱和平衡的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現在還在反復地聽它，我在裏面找到一種平衡感，很類似中國傳統裏的對稱，像對聯一樣的對稱。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後來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對作曲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聽聽看。莫札特那個《魔笛》裏面的《吹笛人》那個主題。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從現在華語歌壇的發展來看，大家都認為您處在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羅：後無來者不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但起碼現在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羅：他會慢慢出現的。10年前你談羅大佑也就是一個羅大佑，15年前你談羅大佑是什麼？一個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積夠多了以後，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作他的曲子的話，他的份量才會慢慢出來的。所以假如說大家認為羅大佑有什麼分量的話，那這個分量我相信它絕對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棄父母投資在我身上7年的一個醫學院(教育)。我拿到醫生的執照，然後當醫生一年半。這些東西我全部要丟掉，我全力投到音樂裏面去我才會有今天這麼一點點的成就，它不是憑空得來的。我要違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醫生這樣一個我更早的時候給他們的承諾。我必須要做到，就是我講到要做到，我得給他們一個承諾，我去做音樂，我活得絕對不會比做醫生更爛的，我的收入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做醫生更糟糕，我在這一行的成就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對我父母的承諾一定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絕對不在乎錢。我很在乎錢，我覺得錢很重要。錄音室裏面一個鐘頭三千塊錢台幣。沒有錢你憑什麼來錄音呢？你打電話過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樂是需要錢的，你在錄音室裏面做音樂每一分鐘都是錢呢。你找人編曲不要錢嗎？你想不想找一個更好的，更貴的編曲家來編？想不想用一個更好的錄音師，更有經驗的？譬如在上海8萬人體育場，他這個更好的經驗會把8萬人體育場調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會讓大家覺得8萬人體育場怎麼會音響都不對？所以我得多賺一點錢，去搞好音響，但萬一我搞的音響是好的，有了一個好的模式，以後的藝人就都可以享用這個模式。找到一個標準，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錢，我很在乎錢能不能替我提供一個好的科技，讓我在錄音室裏面做更多的嘗試。所以你說到就要做到，要把它做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歌壇有了這樣一種地位之後，有時會不會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羅：我倒不覺得高處不勝寒。你羅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麼高嗎？你那麼了不起嗎？事業真的那麼大嗎？
中國新聞週刊：但是從目前華語歌壇看就是這樣啊。
羅：我是常常會覺得有不足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就像演唱會之後總是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其實就是這樣。那種被擊敗的感覺，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覺也用光了，激情過後，要替明天一個嶄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訴自己，昨天已經過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種光榮的美夢。要為明天著想，明天是一個嶄新的你，你羅大佑還是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不要老是靠“一魚三吃”來騙我們。現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聰明的。不要希望去騙別人，我覺得如果你騙不了自己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騙人。
在音樂上很貪心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很早的時候您就提倡“詞曲咬合”，就是說詞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羅：這跟中國的文字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歌就是要讓人聽懂的。只有那種自命清高的那種藝術歌曲才會故意把歌詞反過來。所以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我們真要跟做音樂的人去溝通的話，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讓它變得更平滑，他聽上去受到的阻礙就會更少一點，他進到音樂裏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認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詞造句比較講究。有的時候會用一些比較晦澀，生僻的詞。您在寫這些歌時有沒有考慮過聽眾接受起來會有一定困難？
羅：會，但假如說有的時候太口語化的東西多了以後我也會擔心，想著是不是太通俗了點，太綿綿細雨的成分在裏面，歌詞的層面是很多的，寫歌的方式也是有800萬種。我想一首歌的創作方式絕對有800萬種。那你怎麼讓這個創作空間有一種，快的節奏能處理，慢的節奏也可以；管弦樂的東西你可以對付，搖滾樂的東西你也可以來。比如彈吉他,一隻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兩根弦，去創作這種東方式，臺灣式，月琴那種彈法的樂曲。在這方面我是很貪心的。貪心之下其實也有一種念頭，就是希望這個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種固定的模式裏面。我總是說我為什麼比較賺錢的原因就在這裏面。我們錄音是很貴的。有時候我們在錄音室裏面試那個效果器，有的時候為4.2秒還是3.6秒去做嘗試，可能一試就是幾個鐘頭。一下幾萬塊台幣就不見了。就在那幾秒甚至幾毫秒間，你都是在做一些試驗，你真的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別人聽起來有一種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費它，我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個新意一定要有，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創作人。我們創作人不是說寫文章，告訴人民形勢正在起變化。我們不是絞盡腦汁在鬥倒某些人。我們是希望讓別人的生活更平靜，更多一點感情。所以追隨你的歌的人，要追隨你的感情。不要追隨羅大佑，追隨羅大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如果喜歡羅大佑的歌，去買他的CD，去聽他的歌，我拿到版稅，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其實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歌就已經屬於聽者了。當你聽到這首歌，你覺得很傷心，在一個淒美的晚上。你覺得這個晚上對你，你可能遭受心靈打擊，你可能被老闆罵了一頓，如果這個歌對你有幫助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音樂人就覺得有意義了，我就覺得我的創作沒有白費。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頻率存活下來
中國新聞週刊：像您這麼精益求精地做音樂，出專輯，現在歌壇的製作風氣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講究速度，講究效率。越來越快地推偶像，越來越快地推新歌。
羅：但我不會因為他們那麼做，就違背我一貫的原則。所以我要多賺一點錢，去存活得時間更久一點。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來，還有我的位置，我必須要證明這一點。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還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羅大佑每個月出一張唱片。我沒有那麼快，以前沒有那麼快，現在沒有那麼快，將來也沒有那麼快。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近年來您的寫歌速度越來越慢，從《之乎者也》、《家》到《未來的主人翁》，後來到《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好像節奏拉得越來越慢了。
羅：對,人成熟了以後,老了以後就是這個現象嘛。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羅:有關係。因為你考慮到前邊的那些歌寫過以後，就已經被你排除掉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寫歌的方式了。從另一方面來講,莫札特也很幸運,他就死在35歲。如果他死在80歲，大家也會發現他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本身就不創作，整天拿個答錄機聽他自己過去的作品。
中國新聞週刊：像Bob Dylan或者“滾石”這樣的歌手或是樂隊，他們的歌迷會從60年代一直追隨到現在。在大陸或者臺灣，您也有這樣追隨您的歌迷，從7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你在新專輯中有很多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
羅：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經過了太多的階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在改變。喜歡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開，一些人進來，就是這樣不斷地在改變。我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我不能說年輕人聽到我這種很慢的曲子，一個民樂的曲子,或者說我組合過的民歌加電子樂，就趕快變成羅大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從歲月中成長過來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羅大佑沒有讓他們失望的話，這些音樂是可以陪伴他們一陣子，這一陣子要長一點。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奢望。創作人就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的歌時間長一些，希望自己寫的曲子聽的人多一些。我沒有別的奢望。創作人也和一般人一樣，吃喝拉撒，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平凡人的日子。專業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點。
中國新聞週刊：劉索拉講過，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國民歌，被您給唱倒了。那中國傳統的音樂在您的創作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羅：我舉個例子，像台語歌它那種哭調其實是非常中國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諱言我是一個統派的人，我對臺灣獨立怎麼看都覺得它有問題。我不是因為我在北京才這麼講，我在臺北也這麼講。這樣一種調式的東西，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樂它的本質是一樣的，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大家的血緣、命脈、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樂有助於去找到我們共同的祖先，音樂有助於我們去找到我們共同的周遭的情緒。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國新聞週刊：您寫了這麼多情歌，這裏面有沒有自己感情經歷的影子？
羅：當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裏面的一個影子。有時候不見得只是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戀的時候一些影子在裏面，把它拼湊起來。像《戀曲一九八Ο》就會特別清楚，有時候就會不一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剪貼。
中國新聞週刊：您給很多歌手寫過歌，這些歌過一段時間又會拿來自己唱，而您的演繹和他們的好像完全不同。
羅：我是這樣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種方式，編曲會只有一種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給像齊豫、梅豔芳、陳淑樺那麼好的歌手的話，他們的演繹方法會有很多種。同樣是《滾滾紅塵》，編曲用這樣的方式那樣的方式，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他們都是很好的詮釋樂曲的人。假如我做製作人，譬如說陳淑樺，我會在那段時間裏面，幫她找一個最對的方式。但陳淑樺表現的方式絕對的不只是那個樣子的。反過來羅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裏就只有那一種方式表達。因為寫曲的人是我，我對那首歌先入為主的那種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會變成只有一種模式。
中國新聞週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語化一點，您對李宗盛怎麼評價？
羅：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詞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樣的一點，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我會做我自己的製作公司來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個性喜歡跟很多人一起工作，這樣比較有效率，他會找到一種方式。我選擇跟“滾石唱片”合作，他選擇在“滾石唱片”內部工作，這就顯示出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他的生日跟我就差一天嘛。我們都有對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敏感度。我們都把音樂當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面臨音樂市場的很大的衝擊，現在的音樂市場是很不好的，因為電腦的關係、因為網路的關係、因為下載的關係、因為翻版的關係，我們一樣的一點就是我們還在努力，我們沒有放棄。我們覺得如果好好做的話，音樂可以和其他的媒體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們最燦爛的日子已經不在了，這沒有關係。每個時代可能都有它最燦爛的媒體存在。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
羅大佑：情歌和手術刀
羅大佑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節目的全文。
記者：《之乎者也》做多長時間？
羅：這首歌蠻快的，這首歌大概就是幾個鐘頭，然後修一修，修一下大概就是幾天的時間，就是幾個字而已，它基本上一下子就出來了。比較長的歌，像《未來的主人翁》。
記者：多長？
羅：《未來的主人翁》大概三年左右，更長的最近像《美麗島》裏面的那首歌，大概連詞帶曲到編曲搞了五年。
CCTV.com消息（面對面8月28日播出）：
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老歌，都出自他之手
他的歌充滿溫情，有人說他是情歌聖手
他的歌尖銳犀利，有人說他是解剖社會的手術刀
他曾經長期缺乏自信，甚至想要離開歌壇
羅：我必須得做最壞的打算，回到我另外的行業裏面去
他又充滿雄心，要讓作品超越時間，傳唱不朽
羅：我相信一首歌是有生命的，假如你花足夠的生命跟努力、跟情緒、跟足夠的關注。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他 《面對面》記者專訪台灣音樂人羅大佑
精彩對白
記者：如果羅大佑這一次在北京被冷落，他是不是足夠堅強來承受這一切？
羅：這個舞臺你敢站上來就別怕死。
記者：什麼時候想到自己要從幕後走到臺前？開始只是一個作曲者。
羅：這麼難聽的一首歌也蠻有趣的一首歌，你難道要拿給陳淑樺去唱嗎？
記者：你什麼時候有自信呢？我可以幹下去。
羅：我1994年年底職業那一欄才敢寫作曲，之前我都寫醫生
記者：羅大佑還會讓我們有夢嗎？羅郎是否才盡了？
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羅大佑不可能給每個人那些夢。
人物介紹
羅大佑，台灣音樂人，1954年出生於台北，
1980年，畢業於台北中國醫藥學院。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音樂創作
1982年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之乎者也》，奠定在華語流行樂壇地位
30年來，在抒情和批判兩類題材方面都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
羅獨白：有一句話叫做“粉墨登場”。粉墨登場之前要鑼鼓齊鳴，叮咚、叮咚、嗆嗆嗆……，左鄰右舍，方圓500公尺到1公里的人，這邊有戲小上演了，然後慢慢慢慢群眾聚過來，看到人差不多了，可以演了。所以上媒體做做宣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空鏡：演唱會宣傳片
字幕：2005年8月26日，羅大佑“之乎者也”演唱會在北京舉行。
記者：那你喜歡(做宣傳)嗎？
羅：生命裏面是很多事情是不喜歡也得做。
記者：你有底線嗎？哪些話我想說，哪些話我絕對不能說。
羅：有，因為畢竟我面對的是媒體，畢竟有一些事是很私人的事情。
記者：但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一個真實的羅大佑。
羅：這個真實的羅大佑哪個不能真實？是私下那個不為人所知、躲在家裏的那個羅大佑，還是站在臺的上那個羅大佑？
空鏡：演唱會宣傳片
記者：我大膽地猜測一下，這次演唱會的名字“之乎者也”是你自己定的？
羅：對。
記者：為什麼呢？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羅：要講它是輪迴也好，要講我們要回到一個，以前我們覺得非常“媽古”，但是加入時代是要靠電腦、鍵盤、手機、網路、E—mail、短訊，任何科技的東西來溝通的時候，我倒覺得我們溝通的方式太多了，趕快回到我們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之、乎、者、你的、我的、他的、一、二、三、五、六的溝通裏面去，因為我們最忽略就是這個溝通。
空鏡、字幕： 2000年 上海
羅大佑在內地第一次舉辦演唱會——上海演唱會
記者：我們很懷念上海演唱會的盛況。但是與此同時也擔心，如果羅大佑這一次在北京被冷落，他是不是足夠堅強來承受這一切？
羅：我在上海演唱會那次，我在上臺之前，鼓足了勇氣，因為很久沒有上臺了，鼓足了勇氣，我在臺上有一個歌本，是歌詞本，我第一首歌是唱《愛的箴言》，我翻開以後黑色那部分第一首歌《愛的箴言》，我很緊張，我上臺之前是很緊張的，想怎麼克服自己的緊張呢？我就在大概演唱會2000年9月8號，在《愛的箴言》上面歌名在上面寫了兩行字，這個舞臺你敢站上來就別怕死。
記者：你自己寫上去的？
羅：因為面對那麼多人是需要勇氣的。而且我大部分時間是習慣躲在錄音室裏寫歌，我唱完歌了事，我們這樣的人導致以前我做個醫生我都要挑一個X光室，挑一個X光醫生，不必面對病人，直接跟別科的醫生這樣來會診的，我連做醫生得要挑一個幕後醫生。更別講站在臺上唱給大家聽，所以這是個矛盾。所以我說，冷落就冷落吧，或者是大家一來是滿的，大家來了一看羅大佑老了，不爭氣了，賣老本的，就把我轟下臺，有這個勇氣，就把我轟下臺，沒有資格就不要上臺，就很簡單。這個年紀還有敢上臺的話，就要有擔當，冷落怎麼樣。
記者：也有這樣的傳聞，上次演唱會之後你走下臺，你說糟了，沒唱好，但是媒體和觀眾的反應應該說是出乎你的意料？
羅：對，我唱完以後，因為場館太大了，我聽不到觀眾的聲音，我甚至聽不到遠一點的觀眾一起合唱的聲音，《野百合也有春天》、《戀曲1980》、《東方之珠》，因為左邊戴著耳機，一邊戴著耳機，右邊其實聽聲音就不會那麼清楚。我一唱完到浴室裏面想唱砸了，第一場演唱會就唱砸了，沒辦法，因為再過20分鐘以後有個慶功宴，鼓足勇氣去參加慶功宴。一進門大家起立鼓掌，沒唱砸是嗎？天啦！我聽不到。
空鏡：演唱會的觀眾鏡頭
記者：這次音樂會的聽眾、觀眾，跟2000年上海演唱會會是同一撥人嗎？
羅：我不知道。
記者：你有什麼樣的期待？
羅：我最期待的當然是跟我在同一個年紀、同一個時代，一起走過來這些朋友，因為他們最珍貴，我上次透露了一個小秘密，我想我在那個時代是個小秘密。我是從來不回信的，就從我出第一張唱片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只回過一封信，就是跟歌迷的回信，我基本上比較不做這樣的溝通的。因為創作就是不斷要往前走的，我很怕回了信以後講不到，可能這個歌迷、這個聽眾朋友他想要聽的話。所以一直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會來看我的演唱會。
記者：我們擔心年輕一代的觀眾能不能接受羅大佑呢？在某種程度來說你已經變成了一個懷舊的代名詞了。
羅：對，當你變成一個懷舊的年代的時候，變成一個懷舊的對象的時候，不用擔心。因為我剛剛講我是不可能沉湎於自己過去寫的歌裏面的，我有新的專輯出來，我會跟朋友合作，去寫音樂劇，因為音樂得有人去傳承它。我在這個年紀絕對有這個義務把這些歌一樣地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告訴他們怎麼用中文來寫。
羅獨白：可能在我一生中，從黑到白的光譜，或者紅、橙、黃、綠、青、藍、紫這個光譜裏一直在找一個平衡點，當別人可能抗議的聲音大的時候，我就寫情歌，當他們沒有聲音的時候我就唱歌大聲一點，我一直在找一個平衡點。
解說：羅大佑是華語流行樂壇的重要人物。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年成名以來，一直在台灣音樂界佔有重要位置，被人稱做是台灣歌壇上的黑色旋風。
而以表達犀利、針砭時弊著稱的羅大佑卻出身於一個傳統家庭。1954年，羅大佑出生在台北的一個醫學世家。
記者：我們想知道，在你之前，你的家庭跟音樂有關係嗎？
羅：我父母都跟音樂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的職業其實也都不是音樂，但是兩個人都很喜歡音樂，我在6歲就開始學鋼琴，那時候是奉父母之命，也就是因為他們在那個年齡裏面逼迫著一個很不情願的一個小孩子去學這樣的樂器，才有後來能夠跟音樂溝通的一個年輕的創作者，一直到今天，我父親過世以後我才發現，其實在我身上很多東西是他給我的，他給我的時候我不知道。
記者：但是同樣的家庭氛圍，為什麼羅大佑成了，你的姐姐沒有，你的哥哥沒有，我們都不知道在音樂方面的才能？
羅：第一，可能是因為我是老幺的關係，因為我哥後來是做醫生的，也是奉父母之命，我姐姐是做的藥劑師。可能我身上壓力就沒那麼大了，就開始反抗，或者去做一些自己想彈奏音樂，父母也會讓我去。音樂這個東西有時候跟先天上的所謂的天分、你自己的取向可能會有一些東西。我記得小時候大概是小學三年級還是四年級的時候，我擔任學校的鼓笛樂隊的鼓手，而且是打大鼓的。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表演完了以後，隔一個多禮拜，我經過學校對面有個巷子，兩個巷子以後，我走過去，聽到後面有兩個小朋友在講，他就是那個我們遊藝會那個打大鼓那個人，我一聽我沒有回頭，一想很得意，有人認得我。那時候我大概小學三四年級，就是九歲、十歲左右，第一次有了出了風頭，有人認得我這個感覺。
解說：二十幾年後，羅大佑創作出了歌曲《童年》，記述了那一段剛剛接觸音樂的年少時光。歌中關於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的描述，使這首歌曲成為描寫童年最為經典的中文歌曲，也帶給了海峽兩岸無數中國人以同樣美好的回憶。
羅大佑：《童年》歌詞就搞了五年。從74年一直寫到78年左右，是4年半到5年左右。那些歌詞原來寫了四段，這四段是在前面大概兩年多裏面寫的，我後來快出唱片在想，它好像應該有個第五段，這第五段就搞掉我大概兩年多，“陽光下蜻蜓飛過來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水彩蠟筆和萬花筒畫不出天邊的一條彩虹。什麼時候才能像高年級的同學有一張成熟與長大的臉？”，這一句其實是重點，“什麼時候才能像高年級的同學有一張成熟與長大的臉”，小時候你三年級的時候一看哇，五年級，“天啊，好大”！他一拳打給你，你就不知道怎麼還手。我們現在看小學五年級11歲，那麼小，這個那種時代的感覺，在那一句話，“什麼時候才能像高年級的同學有一張成熟與長大的臉”，那句是迸發出來的。
解說：高中畢業時，羅大佑依照家裏的期望選擇了醫學專業，成為台北中國醫藥學院的一名學生。
記者：為什麼會選擇學醫呢？是被強迫的嗎？
羅：兩個理由，一個是家裏告訴我說這是不錯的選擇，第二個我也覺得這個行業比較有保證，音樂在那個時代是沒有飯吃的，討不到飯吃的，你寧可做一個這樣的職業心有餘力，還可以唱唱歌，做一些你想要的事情。
記者：按一般的理解是醫學跟音樂應該是很遠很遠的。
羅：音樂跟醫學都是面對一個字就是人，用我們的語言來寫就是兩劃，可是他就是那麼重要。
記者：兩個淵源很遠的東西結合到你體內的時候，可能產生的力量是不一樣的。
羅：我在補充一句話，醫學它絕對理性，音樂是幾乎絕對感性的。因為我們講歌寫出來，歌除了感情以外什麼都不是。醫學是絕對理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大概5歲的時候我自己扁桃腺發炎，我父親他是醫生，可是他不敢幫我開刀，再高明的醫生不敢替自己的親人開刀的。它是絕對理性的。因為假如你有感情的因素放在裏面的時候不行。他正好是兩個極端。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在講我是不是很矛盾的人？我說是我絕對是一個很矛盾的人，我在當醫生的時候穿的是白色的，出來唱歌我穿黑色的，他是個矛盾。我的訓練是絕對理性的，但是我在學校裏面我自己偷偷摸摸的，或者曾經小時候我父親給我那種音樂訓練，我又是絕對感性的，要躲起來去寫歌。
空鏡：年輕時的照片
記者：但是你那個時候看到希望了嗎？知道羅大佑有一天會紅，知道羅大佑有一天會有那麼多的歌迷。
羅：沒有，我那個時候只是說這個事情是我想做的。那時在台灣的醫生，在那個年頭裏面大概有一萬多個醫生了，現在已經大概兩三萬左右了吧。那麼多個醫生好像也不缺乏我一個，我寫歌的話我好像也做一點成績來。
隔斷
解說4：上個世紀70年代初，翻唱歐美流行音樂的風氣在台灣盛行，台灣本土音樂人因此反思，併發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原創華語音樂作品開始興起。那時候還在醫學院讀書的羅大佑，也開始了自己的音樂創作。
羅：用自己的語言來唱自己的歌。你不能老去唱歌就是別人的歌，那是不對的。我想到後來我發現一個事實，一個沒有自己的歌的民族它是寂寞的，它不能有共鳴的。
記者：你創作第一首曲子是怎麼出來的呢？
羅：那是在大概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也一次我記得是解剖課，我沒有去上課，在下午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拿著吉他哼哼哼就把一首歌寫出來了。
記者：一開始就自己唱嗎？
羅：我一開始是寫給別的歌手，在那個年代裏面並沒有想太多，比如說歌一定要能夠傳唱，歌一定要賣錢，一定要怎麼樣。我只覺得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告訴我說，你既然要想寫的話你就把它寫完，做不到的時候把它做完，歌詞寫不完，寫不好，寫完，試試看。
記者：但是需要肯定啊，你是這塊料嗎？你行嗎？
羅：最難的就是這一點，因為沒有人可以這樣跟你講，You are ok！你絕對沒問題，沒有人可以跟你講這句話。
記者：你什麼時候有自信呢？我可以幹下去。
羅：我是一直等到，我記得是1994、年的時候，我們出入境都要填職業那一欄，我1994年年底職業那一欄才敢寫作曲。之前我都寫醫生，為什麼？因為醫生我有個執照，但是作曲我真的不敢講，你要我寫歌手我更不敢講。
解說5：羅大佑一邊讀書、實習，一邊進行音樂創作，一些後來膾炙人口的作品，像《閃亮的日子》、《童年》、《是否》、《一樣的月光》都在那個時候被創作出來。
記者：什麼時候想到自己要從幕後走到臺前？開始只是一個作曲者。
羅：那是在1982年4月21號，《之乎者也》那首歌，你說它是首歌嗎？它也還算像首歌，因為它有音樂在裏面，你說它不像首歌嗎？它也不像首歌，它唱歌就是“知之為知之，在乎不在乎”，它就是講話嘛。但是重點就是我想到《之乎者也》這樣一首歌，這麼難聽的一首歌，也蠻有趣的一首歌，你難道要拿給陳淑樺去唱嗎？難道要拿給鳳飛飛去唱嗎？
記者：你第一張專輯的出來的時候並不那麼順利。
羅：非常不順利，第一張專輯我是在1979年、1980年在宿舍錄完了，那時候研究生還沒有畢業，剛剛畢業，唱片公司找了好幾家，有沒有人發行，大家一看這個人其貌不揚，歌聲也不怎麼樣，音樂的風格特別奇怪。
解說：1982年，羅大佑首張個人專輯《之乎者也》出版。這張后來被認為是台灣流行音樂界“里程碑”式的專輯，賦予了華語歌曲以新的形式和內涵，被評價為“在台灣國語流行樂壇投下的一顆改變流行樂史的原子彈”。
記者：《之乎者也》做多長時間？
羅：這首歌蠻快的，這首歌大概就是幾個鐘頭，然後修一修，修一下大概就是幾天的時間，就是幾個字而已，它基本上一下子就出來了。比較長的歌，像《未來的主人翁》。
記者：多長？
羅：《未來的主人翁》大概三年左右，更長的最近像《美麗島》裏面的那首歌，大概連詞帶曲到編曲搞了五年。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羅：對，我覺得這個就是事情最有趣的一個地方。所以我相信把一首歌弄到沒有人可以教你什麼是盡頭，什麼是極致，對不起，你自己來下判斷。儘量給自己努力，儘量給自己時間，弄到在自己能力範圍裏面不能弄到更好為止。
解說：羅大佑的最初幾張專輯，擺脫了以往台灣華語音樂風花雪月的陳詞濫調，以現實社會中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衝擊為題材，開創了批判寫實作品的先河。在當時台灣的歌曲審核制度下，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中，一半的歌曲被禁止在廣播電視中播放。而羅大佑以戴墨鏡和一身黑衣的形象出現，被人們稱作是“黑色旋風”，迅速成為年輕人心中的叛逆偶像。
記者：大家現在都非常熟悉你臺上的形象，你的墨鏡，你的黑色的披風。是因為你寫的這些歌具有這種反叛的意義呢？還是你確定了這個形象之後，讓你今後的歌繼續保持這種的風格？
羅：黑色的形象，第一個它安全，不用常換洗。第二個它有保護性，墨鏡有保護性，別人看不到你的眼睛，我現在比較敢直視鏡頭，這可是花了我大概三十年的時間才敢直視鏡頭。
記者：你歌中間表達那種嚴肅的主題，我就在想是不是跟你學醫有必然的聯繫？
羅：應該是有關係的，我剛剛提到從音樂的極度感性到醫學的極度理性，醫學是又嚴肅、又冷酷、又血淋淋的、又無情的，在這種嚴肅、無情、冷酷裏面我想就慢慢慢慢必須要去發展自己的人格的特質出來。
羅獨白：我們需要的可能是不需要那麼多五顏六色的東西，簡簡單單一把琴，一個聲音出來，大家都說人還是在的，人和人之間最實實的一種情感，一種認同他還是在的。
解說：1985年，仍在年輕人中大為流行的羅大佑離開台灣，前往美國。兩年後，他又定居香港。2000年，作品已經在內地流行多年的羅大佑在上海、杭州等地舉行巡迴演唱會。在羅大佑離開台灣之後，他的音樂風格一直處在探索和改變之中，也因之獲得了褒貶不一的評價。
記者：1985年為什麼去美國呢？
羅：這個故事講起來也蠻長的，我簡單講起來，他是我生命的另外一關。我那個時候感情也不順利，職業方面，我覺得我在兩邊又是懸空狀態，在社會裏面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樣的人對我有那樣的要求，那樣的人對我有這樣的要求，然後我找不到的位置。我自己在創作方面找不到更好的表達方式。
記者：但是我們感覺到你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曲風有改變，是偶然的巧合嗎？還是紐約的生活帶來一種必然的變化？
羅：我起先以為是巧合，起先以為是自己變得更簡單了，《海上花》是我在1986年10月左右到香港去的時候，做短暫的拜訪寫的一首歌。我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曲調的曲子。
他可能一直是在你骨頭裏面，骨子裏面，你們自己沒有去把他發現出來，一直到你離開自己的土壤以後，你才發現原來自己身上有這個東西。所以這個改變，有些人說說大佑你更商業化了，這個曲子怎麼這麼簡單？是這樣的曲調？我寧願把它講成是我長大了，學到一種更簡單的事情、更清楚地表達了自己。
記者：2000年之後，你的重心開始移到內地。
羅：對。我想人一步一步在走，事情也一步步在發展，我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水到渠成。我們剛才不是在講為什麼在今年老連、老宋他們都過來了？60年的兩黨的抗爭都化解掉了，我們看到整個世界是一個合的局面，我們看到兩岸是合的局面，我覺得這是個趨勢。
記者：但是你生活在台灣，台灣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你生活在香港，香港是不同的一個文化氛圍，為什麼這兩個地方做的歌曲都能流傳到大陸，都能被大陸那麼多歌迷所認可？
羅：因為我們擁有同樣的一種語言，我們寫的是同一個文字，我相信我們血液裏面流的也是同樣一種血，在《東方之珠》裏面我寫到，我們擁有一樣的黃色的臉孔，我們有一樣的不是那麼高，也不是那麼白的皮膚，我們有這樣的一種溝通的節奏，我們有這樣的一種習性，這樣一種過年，吃飯用這樣一種筷子，所以這樣的一種溝通我覺得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記者：我來採訪你以前，我也關注一些網上的評論，你在內地現在公眾的眼中你是被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文化偶像來進入人們視線的，你願意承擔這樣的角色嗎？
羅：太沉重了一點，我寧可講我就是一個寫曲子的人。不過，另外一方面我也會把自己當做一個，假如我是一個寫流行歌曲的人，這種流行文化我得給自己更大的一點的情緒，我得把自己當做是一個文化人。所謂的文化無外乎人類生活的累積，如果這些歌曲在我自己生活的累積可以跟其他的生命一起共用，它必須得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工作。
記者：北京會是你音樂生涯的最後一站嗎？
羅：這個不知道。不過，越來越覺得隨著年紀的增長，退休蠻可能的，在這兒。
解說：最近幾年，一向較少在媒體上露面的羅大佑更多地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中，而這時的他，也更多地以公開撕毀美國護照、 離婚等音樂以外的消息為人們所聞知。
記者：也有人在猜測羅大佑的下一步會不會離開音樂，投身政治？
羅：這個問題在我30歲的時候已經有人問過我，你去幹個(台灣地區)立法委員你肯定當選的，我說我們這種人不是這種料，就不要做那個事情，我們這種人那麼容易有情緒，那麼容易發脾氣，那麼容易情緒上來，那麼容易罵人，那麼容易把自己的感情表達在臉上的人，既然不是這塊料的話就不要做這個事情。
記者：但是2000年之後，可能人們聽到的，或者傳送的關於羅大佑音樂的消息越來越少，相反關於政治的，關於生活的消息越來越多。
跟影響力，作品的影響力的減弱有關係嗎？
羅：是或者不是，我想時代證明，我其他一些作曲家李宗盛、小蟲、崔健、陳升，我們大家的努力其實沒有白廢的，因為大家是在把這個歌曲的內容寫得更寬，使歌曲更有生命力，使歌曲更在每個時代跟那個時代結合在一起的，使歌曲可以傳承下去。這個很難講，我相信一首歌是有生命的，假如你花足夠的生命跟努力、跟情緒、跟足夠的關注，在一首歌裏面，這個歌如果被灌注以生命，它自己有生命，它自己會成長的。
記者： 2004年《美麗島》的發行應該說遇到困難，對你來說是個打擊嗎？
解說：2004年，羅大佑的新專輯《美麗島》發行。在專輯準備的過程中，有傳言說由於市場吸引力減弱，沒有公司敢於承接專輯的發行。而最終，羅大佑採取了個人獨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這張10年來的唯一一張創作專輯。
羅：不是個打擊。因為你看《美麗島》，你看上次我自己聽的一個CD，上次我自己聽到一個唱片，我問我旁邊的人，你上次聽到哪一首歌是你現在還會唱的？你現在聽的哪張CD、上次聽的哪張CD是三年、五年你現在還在聽的，因為我們處在一個軟體、載體、科技、網路電腦、五光十色的時代裏面。我們有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已經不太可能，一首歌我今天聽到它好聽，它會流傳五年、十年，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記者：社會的變化可能在流行音樂裏有很好的一個反映，你會去迎合這種潮流嗎？改變自己？
羅：大概很難，我這個年紀，這個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如果要求這樣寫歌的話，我相信可以調整自己，可以跟著時代做一個不錯的結合。但是要去迎合已經太慢了，他就像一隻青鳥一樣，他每天在你窗子前面在叫，你一直非要在夢裏面去尋找一隻夢裏面永遠不可能抓到的，永遠不可能擁有一隻青鳥一樣，早上起來才發現原來這只鳥就在你窗前，每天都在叫。
記者：你為流行音樂所做的一切我覺得可以讓你睡一個好覺，但是你的歌迷可能也會在想，羅大佑還會讓我們有夢嗎？羅郎是否才盡呢？
羅：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夢，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夢，羅大佑不可能給每個人那些夢，夢每個人做得都不一樣，題材可能在一首歌，一幅畫、一部電影，一齣戲，一段舞裏面去找到那個共鳴。可是編織夢的人不能老去希望別人都有美夢。接受這夢的資訊的人也不能老是要重溫就是要回到那個夢裏，因為生命之所以多彩來自於生命有各種各樣的夢，如果沒有真正的痛苦的話，你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幸福。
責編：辛梓
來源：中央電視台
羅大佑:電腦是人類音樂史的最大革命
羅大佑不止一次說過，電腦是人類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他不光這麽說，也是這麽做。縱觀羅大佑的音樂創作史，也是一部不斷使用新樂器新科技的歷史，也可以說，電腦、科技、甚至互聯網，給羅大佑的音樂歷程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大家清楚地記得，羅大佑在第一張和第二張創作演唱專輯裏面的很多歌，就是拿到日本去製作的。一位台灣資深音樂人對筆者談起這個現象時說，當時台灣根本沒有條件作這樣的音樂。
我們還記得，羅大佑在中華體育館舉辦演唱會的時候，羅大佑手把電子琴的那張照片，以及演唱會CD中的濃烈的電子樂。甚至，羅大佑也在CD的文案中說：“技術上的關係，使我們不得不能避免事後在錄音室內做一些修補工作，希望你能原諒這一點非絕對真實的修正。” (青春舞曲)
我們把鏡頭拉到去年年底羅大佑的最新專輯《美麗島》，其中大部分歌曲都列有電腦程式的編寫者。
這清楚地説明，羅大佑的作品，對科技對電腦的依賴是很大的。
早在1993年，羅大佑出版專輯《原鄉》那一年，曾高度評價了電腦對音樂起到的歷史作用。
他說：“我現在的音樂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現在做音樂其實是很靠很靠電腦的。”
羅大佑說：“電腦參與音樂工業，是在人類音樂史裏面是最大的一個革命之一。”(羅大佑林正杰《説唱中國》錄音帶)。
不久前，北京的《新京報》刊登的羅大佑的一個談話，羅大佑也談到了電腦是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的觀點。
根據新京報的記載，羅大佑說：“我的人生正好經歷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樂數位轉換的出現，使無論什麽聲音都可以用電子來磨合，從此，科技改變了音樂界幾千年的景觀。”
電腦的崛起，尤其是在音樂裏面的應用，徹底地把音樂製作從有錢人手里解放出來了，也不再是唱片公司老闆們的專利了。只要你願意，你甚至可以在家里，製作出《美麗島》這樣的專輯。在台灣，青年傑出才俊周杰倫，就是通過電腦走向了樂壇。去年，在政治動蕩的台灣，網友也製作了《連戰輸不起》這樣的歌曲，在互聯網上發表，猛烈抨擊了那些政客們的行徑。
不過，羅大佑對電腦科技和音樂的關係的看法，今年以來出現了巨大的矛盾，他在承認電腦對音樂帶來革命的同時，也開始指責電腦的不是。
三聯生活周刊6月份刊登的《科技太可怕》了的專訪中說：“至少我意識到科技的可怕了。1993年我在香港，當時在錄音棚裏，我看到他們把人聲取樣下來，唱得不准、節奏不准都可以修正，當時我就覺得這東西很可怕。”
對於音樂創作和製作的大衆化，羅大佑承認，小貓小狗都能製作音樂，會使得唱歌不值錢。
三聯生活周刊刊載的羅大佑說：“如果誰都可以唱歌的話，這就說明唱歌越來越不值錢了，人的情感越來越不值錢了。當有人拿到一個很好的鍵盤，一彈所有的和絃都出來，作曲就不那麽重要了。”
在談到專輯《美麗島》使用電子音樂的時候，羅大佑表示，這時爲了迎合年輕人的“語言”。
羅大佑說：“這張唱片有很強烈的電子的東西，其實搖滾樂也使用非常強烈的音色去抗拒越來越喧鬧的都市，優美寧靜的音樂可以去表現人的心理寧靜的一面，他不能去抗拒這個現實。在這個時代也是這樣的，當新的一代人用電子的聲音完成遊戲、上網或跳舞，我們得用他們能接受的語言去抗拒他，說這個不見得是對的。”
這個月的18日，北京青年周刊刊登的羅大佑的專訪中，羅大佑呼籲，音樂創作要少靠電腦。
北京青年周刊記載，記者當時問羅大佑：“事實上，您是樂壇首位公開呼籲科技威脅的音樂人，有了它，人類的情感與作曲都不那麽重要了，聲帶、語言等等都能類比，那麽怎樣才能轉變這種狀況？”
羅大佑回答說：“三個字——少靠電，讓時間來證明一首歌是否值得流傳下去，時間是惟一檢驗任何藝術品的條件。”
他說：“你不覺得麽？現在的高科技，不用人類有真實的情感、不用人類作曲，爲什麽？聲音、旋律等等都可以軟體合成、類比，人類的真實感受被一堆機器操控，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從羅大佑在電腦和科技同音樂的關係來看，羅大佑不單是自我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而且也採用了雙重的標準。
對於電腦和信息科技帶來的衝擊，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產生惶惑和矛盾，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對於自己使用電腦和別人使用電腦，如果採用雙重標準的話，這應該是有問題了。
圖為1984年羅大佑手持電子琴演唱的情形：
[迎接陽光世代論壇]羅曼菲VS羅大佑
日 期： 2005-01-02
主講人： 羅曼菲、羅大佑
羅曼菲：名舞蹈家、編舞家
羅大佑：名作曲家、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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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連續三場「迎接陽光世代校園論壇」序列的對談，
這一即是在台中中興大學舉行，邀請羅曼菲與羅大佑對談，
兩人就他們的人生歷程，發表他們的經驗與心得，
希望在大家與生命奮鬥的過程中，能夠提供一些的參考。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今晚兩位與談人
羅曼菲小姐、羅大佑先生
我覺得校園
今天走進來校園
就讓我們回憶到
很多很多年前
不過我跟大佑年紀非常接近
所以我們誰也不欠誰
就是很多年前
差不多同樣那個年代
只不過他在台中
我在台大
我想大學四年是我在還沒有進大學時候最期待的
然後也是我結束這麼多年之後
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日子
簡短地講幾句話
就是我覺得自由
但是在自由裏面
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你不至於失去了方向跟重心
比如說哪些
比如說念外文系
莎士比亞的課啊
西洋文學史、希臘悲劇、希臘神話
你還是要去上
可是這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呼吸
我在大學裏面
我從來沒想過我要走上藝術這條路
我甚至是個從來就沒有什麼大志的人
我甚至只想說唸了大學的人
我的人生就非常圓滿了
只不過在大學裏面
我在文學領域裏面之外
碰到很多很多的喜歡藝文的這些朋友
喜歡舞蹈、喜歡藝術、喜歡音樂的朋友
讓我有這個機會
再重新把五歲的時候就學過的舞蹈
這個東西重新拿回來
所以我在大學四年
大概在文學院中心上課
絕對不是佔我大部分時間
是比較小部分時間
上課、談戀愛這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跟朋友去玩
然後就是練舞
我那個時候並沒有覺得我要當個舞者
但是我花了所有的課餘的力氣
在很努力的、認真的、流汗的在…
我覺得那時候只是實現我一個想做這事情
然後我很快樂的做這件事情的一個非常非常單純的想法
我覺得為什麼
現在想起來為什麼大學我覺得這麼快樂
就是說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單純
日子可以這麼單純
就是做你覺得你該做的事就叫作唸書
以及你可以這麼大方的去說
我喜歡這個課外活動
叫做舞蹈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
義無反顧的去擁抱它
我大學大概就是做了這兩件事情
我是在台中年唸的書嘛
大家都知道嘛
中國醫藥學院唸的書
我們醫學院的學生其實比較慘一點啦
你看我唸書唸了多久
小學六年
然後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學七年
我唸書就唸了十九年
很少人唸了那麼久
除非是要拿碩士博士這樣子
我沒有
我畢業的時候就是學士
醫學院七年
我覺得對我來講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給我一個很自由的一個空間
就像曼菲一樣
這點我想她剛講那點
正好是合乎我自己這個想法
考試喔過關就行了
真的,大學給你非常非常自由的空間
基本上大學給我一個非常非常足夠的時間去
我那時候常常翹課
我記得我一年級的時候
我當班代表
莫名其妙地被推上去當代表
因為有些老師喜歡點名
喜歡點名的老師一進門
班代表,點名簿拿出來
班代表,班代表
副班代表就把點名簿拿上來說
對不起,班代表今天請假不在
我發誓
它給我一個很大的空間去聽搖滾樂
然後去學吉他
剛剛各位聽到那一首吉他曲的時候
是我在二年級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在摸吉他
我大學二年級應該是1974年的時候寫的
就是那個時候在練古典吉他嘛
練古典吉他應該從它裏面學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是可以Apply
是可以運用出來的
就是因為沒有父母在旁邊盯著嘛
有父母在旁邊盯的時候
就寫不出來了
我六歲的時候
也是被父母逼著要去學鋼琴的
那種年紀怎麼會想學說我要學鋼琴
我要好好彈鋼琴
那很boring的
每天要坐在鋼琴前面彈半個鐘頭
秒針真的要到29分59秒
噹變成30分鐘整
才能離開那個位置
但是有個好處
離開那個位置的時候
彈一半也可以離開
時間一定要是三十分鐘
我不曉得…講到說學的話
當然是因為媽媽或者是爸爸
希望你做的東西
可是他們也沒有期待說
我想你媽媽那個時候最大惡夢
就是說這小孩送去學音樂
以後不要給我當音樂家哦
對對對
我媽媽想說台灣那時候
根本台灣沒有一個叫做舞者
跳舞還可以用這個當行業
台灣根本沒有這個行業
所以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說
我以後會是一個舞蹈家
沒聽過這三個字
OK沒有人這樣講
舞女有啦
OK我媽不希望我當舞女吧
我想小時候就是真的很喜歡
就把它當作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
童年的一個娛樂活動
可是我真的到了初中
我是初中最後一年嘛
初中高中六年
我就自己決定說不能學了
因為功課壓力很大
就覺得應該考個正正當當的大學
那我是真的是因為
認真的付出了六年的努力的唸書之後
考上台大之後
我才覺得說我可以好好犒賞我自己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包括交男朋友
因為我高中唸的是女校
包括交男朋友
包括我還可以繼續跳舞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你那麼投入以後
甚至我到大學畢業
我都沒有覺得說我以後要走舞蹈這條路
因為就像…當然那個時候雲門舞集剛剛開始
可是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少數之少數的一個文化活動
我只覺得說…我那時候大學畢業
台大外文系當時…
我想教務長知道
大部分小朋友就想有機會申請出國嘛
出國看你在那個computer還是那個counting
還是那個什麼
就是比較實務的東西
OK然後就找個正正當當的工作
我那時候真的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我希望到紐約去
好好的enjoy兩年
一個dancer的生活就好了
我想青春無限嘛
借兩年的光陰給我這樣享受一下
總是可以的吧
我想說紐約去享受兩年的舞者生涯
然後我就要回來
乖乖的做我覺得人生應該要有面對的一個正常的事情
所以想法非常單純
只不過就是說後來有機緣
就一路走下來
我想當你做一個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東西的時候呢
不曉得怎麼搞
回頭一看就十幾、二十年過去了
就沒有機會想說我為什麼
我當初有沒有做選擇
其實我必須承認
我當初第一沒有人生規劃
第二沒有選擇說我要做一個舞者
我真的是說回頭一看
我怎麼當個dancer當了幾十年
這我馬上接一句話好了
我覺得
第一個我們兩個有個共同的地方
妳是五歲開始學舞
我是六歲開始學琴
可是都是碰到初中的時候就斷掉了嘛對不對
考試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有考試
就斷掉了嘛
也就是說…
第一個那個年紀大概不太能說自己一定要學
妳父母一定是從妳身上看到妳有一些
平常喜歡動啦或是什麼
看出來妳這方面的才能
一定有這個東西
妳父母為什麼沒有逼妳學鋼琴
你就說我是過動兒是不是
對對對
她的body language本身一定讓她父母覺得說
這小孩子可以讓她學舞蹈
我覺得一定是這樣
我爸也一定覺得說我…
因為他給我聽一些流行歌曲
大概五歲的時候
綠島小夜曲啦
十八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真的,因為他有一個唱機嘛
所以他看到我可能有時候
聽音樂就會很入神
或是真的會跟著動這樣
父母會觀察子女的
所以為什麼我爸沒有叫我去跳舞
為什麼妳爸媽沒有帶妳去叫妳學鋼琴
我覺得應該有先天上
他們覺得說這小孩子有傾向
那有些人譬如說他眼睛特別好的話
對不對
假如他父母可能沒有發現
他可能會發現他有一天他在塗鴉
他可能有一天就變成painter
或者他是個導演
或是他是做電視的這樣
我覺得人的傾向
他本身會有眼睛
他有耳朵的
他有手工藝的
有些人喜歡做陶瓷什麼各方面的
他一定有個傾向會慢慢…
慢慢會引導他到某方面去
對不起,我在這邊多講一點
因為我算是曼菲的哥哥
其實我相信最早的這種藝術的萌芽
一定來自於你自己完全不知道的那個地方的
一棵大樹一定是從一顆種籽開始
由一個小小的發芽出來
突然之間它有兩片葉子
那個大樹,那個內葉其實它不知道說
哪一天它會不會長成大樹的
這大樹長一點的話
可能會上幾千年的
短一點的話都有十幾年
十幾年就可以有很大樹
看你是什麼樹
在那個時候
我想我們可能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可是那個傾向本身
已經把我們的人生裏面
往滿清楚的方向在走
假如曼菲父母當初沒有逼她去跳舞
然後客人來的時候
跳一個給客人看
她可能後來就不會是一個dancer了
因為要有那個基本動作
我個人覺得基本動作是蠻重要的
譬如說我後來會彈一些流行歌曲對不對
會跟著哼
那一句分解那個和弦怎麼彈
都是基於我對鋼琴的認知
怎麼彈鋼琴,怎麼彈和弦
怎麼彈音階這些東西
才會有那些東西
所以會學習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基本上在這邊我要講一句話
我們感謝我們的父母
即使當初是被逼的
小時候是很痛苦
還要當著客人來獻藝
當眾賣藝
而且沒錢拿
好,回去
賣完藝以後
回去,不錯
我那一年我是…
我考上那個…
其實我們學校不算是好的醫學院嘛
大家也知道
直講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沒有像台大那麼好
直講沒關係對不對
我的一年考的就是中國醫藥學院
我想我好像可以考得更好一點
要嘛就是在台北對不對
因為我家住高雄
要不然就是高雄醫學院在家裏
那是藉口啦
要不是在台北醫學院
或者至少可以考上你們學校
但機會比較渺茫一點
我就跟父母講我想重考
我父母竟然答應了
我就利用那一年的時間我去組合唱團
一方面在台北補習班裏面就是補習對不對
什麼數學啦,英文啦照補
我組合唱團四年的時間
從大概1972年大概年底左右
大概十月十一月左右
一直到73年大概五月左右
那時候就開始學那種
西方搖滾音樂那些keyboard東西
我家裏還算是蠻開明
他們給我錢
一筆錢去買樂器
還蠻貴的樂器
我是靠這樣子
後來才有一些組合唱團的基礎
那第二年一考
又是中國醫藥學院
所以跑不掉了
好吧, 那就一邊唸書
一邊做音樂嘛
反正有蠻長的時間
所以我是用這種小小的trick
騙了家裏
然後等於說是
講是講浪費了一年的時間
可是也算是進到社會裏面
知道說組團是怎麼樣
那時候在酒店裏面唱歌
你剛不是講當舞女
我們在酒店裏面唱歌
在hotel裏面唱歌
一個月四千塊高興得要死
那其實沒錢都會去唱
也就是當你去做一個事情
當你覺得你想要去做的時候
Nothing can stop you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擋到你
我說曼菲
誰要阻止曼菲跳舞也是不可能
我記得…剛剛說他在hotel唱歌四仟
那我比你多
我進雲門舞集第一年的時候
五千塊一個月
哇,那是幾年的事情
那時候比較晚了
1979年了
那當然不一樣
我在唱片公司1972年
台幣的幣值都不一樣了
那是石油危機以後
幣值有很大不同
當時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不必自己花錢
因為以前我自己花錢去學舞
我現在跳舞有人給我薪水
對對對,沒錯沒錯
我說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上天的禮物
那時候真的上天的禮物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在見習的時候
我那時候作劉文正時間
那時候有歌手叫劉文正對不對
他有電視特別節目
叫劉文正時間
我是劉文正時間的音樂總監
1978年我在仁愛醫院做見習生的時候
還沒有實習,見習的時候
我就是醫院跟兩邊跑
我第一次,他在華視做這節目
我第一次拿到那個單子
二十二塊錢一個午飯的單子
到他們的食堂去吃飯
我說,天呀,我這一頓真是自己賺來的
二十二塊錢,免費的
這一張其實不是跟家裏要的
是自己賺來的
跟你剛剛講的那個感覺很類似
喂,這頓自己賺的呢
我那時候去領飯的時候
我有很強烈的感覺
這頓自己賺的
因為以前一直在跟家裏拿錢嘛
沒錢的時候
爸,一千五百塊錢
零用錢有沒有
可能交女朋友對不對
吃飯多了一點
看電影多了一點
緊急跟家裏要錢這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
自己能夠獨立的感覺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大學畢業以前知道的東西真的很少
那以後我知道得很多
譬如說甚至你要說變成人生的哲理什麼
都是從很簡單的
根據你的身體工作而得來的一點點累積的經驗
有一些經驗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清楚的成長的經驗
就是剛剛譬如說幾年談到這個舞
那個舞是1989年的時候
林老師編的一個舞
那時候因為它是天安門事件
他有感而發就做了這個作品
他就覺得說
對他來說靈感來自於他聽到這個事件
對他來說是個天旋地轉的事情
他就決定說
可不可能一個人在原地一直旋轉
那當初林老師…
林懷民跟我…
我們都不知道一個人可以在原地旋轉多久
不會昏倒
OK然後呢還可以一面有動作
因為光旋轉沒有人要看
對不對
還要有動作
那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從很單純的想法說
那我們試試看可以怎麼做
我們真的就是在舞蹈教室裏面
跟繡花一樣
每天繡一點
今天兩分鐘
明天三分鐘
後天四分鐘
一直做
到竟然真的可以作完
然後裏面再做出那些東西
非常非常難
我必須說
我想要跳那支舞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會倒吸一口冷氣
因為跳的過程真的是體力上的挑戰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必須說
經過這個事件
我發覺我可以做
而且對不起我大概演了幾百場
每次演完我都覺得對我自己有更多的一種信心
那個信心不是我很棒
我會轉OK
那個信心是說
原來人的內在
身體跟精神原是連在一起的
他的那個…
他的極限是可以一直push的
因為我清楚的在這個舞裏面
看到我自己的潛力
一再的被推到極限
第二天再到另外一個極限
再到另一個極限
所以經過這個舞蹈以後
我覺得對我的個性有相當大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我對於自己什麼事情能做
對於自己的信心加強了很多
我對於人的信心
人的耐力的無限
只要你有恆心有毅力
咬緊牙關
就是拼命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某種自由
就是我那個舞跳的最大的感覺
就是說我會痛苦到快要崩潰的時候
我再堅持一點點
我就突然自由了
那個自由就是我突然好像到了一個
飛行運轉的軌道裏面
然後我就在那個地方很自由的在…
我也不知道是誰在旋轉
是我在旋轉還是宇宙在旋轉
總之就是在旋轉裏面
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自由的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
其實講到人生啦,價值啊,快樂啊…
什麼才是滿足啊
那種時候是真的一種
完全的不可言喻的滿足
前幾年曼菲她…
我可以講嗎
直講,沒有關係啦
因為她得到lung cancer
那日本的一個朋友很concern
她一直在跳舞
她一直沒有注意她身體
就是莊淑芬
就說妳身體..
因為跳舞的人她的工具就是只有她的body
Dancer,我們還有吉他
對不對
我們清唱一定搞不過跳舞的人嘛
他們是全身
我們只有一個嘴巴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搞不過跳舞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樂器
可是跳舞的人她真的唯一的工具就是她的身體
她那一年…我想應該是前年
2002年…應該是吧
莊淑芬叫她去檢查身體
她就講我沒事,我沒事
結果一進去照X光
肺癌
好在是well defined
因為後來我們聊過
well defined
肺癌如果是well defined
他的邊緣如果是這樣子話
那個就很好
很多朋友就開始很擔心
我聽到也嚇一跳
因為肺癌是癌症裏面真是…
真的是比較可怕一點的
我算是比較晚去看她的
因為我們認識太久了
我們認識大概十七八年
將近二十年應該有了
我後來為一個dancer我寫了一個…
但是對不起
那個歌名就叫做舞女
我那時候有爭取說
大佑,不能叫舞者嗎
他說不能
舞女
對
第一個我剛剛不是就講
我一定要很清楚我今天跟誰講話對不對
女生還是男生,對不對
那舞者可以是舞男啊
對不對
一定是能跳舞的女孩子
而且我對她應該是有蠻深的了解的
我知道說…
因為我很清楚說
上台以後,表演完以後
你說安可
節目完了以後
幕落下來以後
其實做個dancer或是做一個singer
我們其實都是很寂寞的
雖然大家都會說表演得很棒啊
慶功宴幹嘛幹嘛
其實當曲終人散以後
整個人的感覺會是很落寞的
因為我們把我自己的能量
我們常在講的
化成massage裏面
跟台上的表演
都已經耗得很光
我們其實是很累很累的
但人是在很高昂的一種鬥志之下
但問題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那個show一定是會有完結的時候嘛
所以那整個落寞的感覺
也是另外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我算是唱歌也唱過蠻久一段時間
所以我很了解這種情況
所以後來我一聽到這個消息
我寫了這首歌
曼菲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我比妳更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一唱以後
哎呀,My music still alive
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我大學畢業
我就去紐約
我希望我給我自己兩年
enjoy一個舞者的生活
我回來的時候一下飛機
來接我的那個朋友就打開CD
那時候不叫CD…錄音帶
說妳聽聽看
這是你不在的時候
台灣出現了這麼一個人
然後就是羅大佑的歌
OK當然像我們這麼積極樂觀進取的人
就會說那我會想辦法認識他
那個時候因為自己也是在藝文界混
所以就努力的鑽營了一條藝文界的一條方法
然後…
走後門就對了
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大概是羅大佑在台北第一次國父紀念館演唱會
我當然去聽了OK
之後…朋友安排的
是跟…可能在座也知道那個人
那個人叫詹宏志
所謂…台灣現在叫他趨勢專家是不是OK
詹宏志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偉大
他就是開了一個小小的麥田咖啡屋
藝文青年很喜歡去的
對,可是人家之前可是中國時報什麼…
對對…中國時報主編
anyway那個時候…
所以大家就約了去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認識他了
但是我想認識以後
其實看到…我有機會看到大佑的一段年輕的時候
還不能完全確定他是不是要走上音樂的那段日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多久我就又回到紐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努力的在紐約想辦法做一個dancer
我那個時候在百老匯
Broadway Show裏面跳舞
然後在紐約…ㄟ碰到大佑了
OK然後那時候他在幹嘛呢
他住在紐約的一個治安非常非常壞
很可怕的一個地方
紐約的東區
最東區的一個地方
就是全部是藝術家群聚的地方
能叫做Alphabet City
那個地方就是說很恐怖
一個月我記得是一百塊…
還是多少的租金的一個loft
其實是蠻便宜的
我付是付一百五
對對對,我就記得
這種地方租金聽起來…
唉喲,那個地方你可以住嗎
那種地方
然後呢,他那個時候呢
我們那個時候
常一起出去玩
可是他那時候他的正事是在
希望能夠考上美國醫生的執照
不是我們每次出去玩的時候
都在聊音樂
可是他那時候正事是叫做…
他努力在那邊考執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確一起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過癮的日子
就是說兩個都很年輕
紐約是一個嚮往藝術的人最棒的地方
大家都沒有錢,窮得要死
可是有沒有錢完全不重要
那個時候
每個人像…舞者的生活就是
我們每天在那邊就是打工
不管你是餐廳打工還是幹嘛
我在我姊夫工廠打工
然後賺了錢去付學費學舞
學了舞大部分時間
最努力就是說看報紙去audition
今天這個舞團要考試
大家去這邊考試
明天那個Broadway Show要考試
趕快去那邊考試
然後就是忙的不得了
可是什麼工作都沒有
就是只有一個餐廳waitress的工作
紐約的餐廳最可愛了
所有的waiter, waitress不是舞者
就是音樂家,就是戲劇演員
DJ,音樂家等等
就是說在那種環境之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最大的青春
互相取暖
然後摩擦出最大的那種對生命的熱情
所以剛剛又回到說
是不是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要跳舞
好像不需要要去想說
我要不要跳舞
你就已經過得非常的精采有勁了
大佑那時候也是一樣
雖然那時候他表面上是說
他要去考一個美國的醫生執照
我真的,我真的要考
然後接下來可能大佑就可以講
你怎麼考醫生執照
然後之後我們就各忙各的這樣子
然後紐約就看不到大佑了
然後他就跑到哪裏去了
在香港出現了
剛剛曼菲提到一點很有趣
說我住那地方
因為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長方形對不對
piano shape
十二個大道,大馬路
橫街就是Street
這叫Avenue
有一塊它不是這樣出來一個地方嗎
對不對
它因為不能是整個下來的
所以他們叫它Alphabet Street
字母街
Avenue One…A, B, C, D
它大概是第六街一直到第十四街左右
才有像這樣一個地方
所以假如你聽到Avenue A的話
就知道說是一定是east village
最偏遠的地方
紐約有個東村大家知道嘛
它是東村最偏遠的地方
這每一次你會看到
晚上可能有黑人這樣
用電話線勒住一個人的脖子這樣
就在電話亭旁邊把錢掏出來
隨時會看到地下會躺一個人
不知道是醉鬼還是死掉的人在那邊
真的,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記得蘇立…
吳宇森要到…
那是…應該是八五年,八六年底
八五年底,八六年初的時候
吳宇森要去紐約拍戲
他找蘇立
蘇立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
對紐約的影視圈比較熟一點
然後蘇立就說借我那個地方開會
吳宇森那時候在China Town
吳宇森就問他們說大概那地方怎麼去
要開車帶我們去
羅大佑住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平常我們開車都不敢去
後來他們終於開來了
到這邊的時候
拜託一下
這邊安全有問題
吳導演拜託你照顧一下
我說我住在這邊
不要緊
我起碼還你們一個全屍好了
我覺得要去像紐約這樣的地方
你就是真的要進去它那個比較…
比較大家覺得說…
去的時候比較有探險性的地方
他就是一個City Jungle
你去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當然去一個最有趣的地方去看一看嘛
我那樓七層裏面
不是賣大麻,就是賣古柯鹼
就是賣海洛因的
百分之七十都是波多黎各
就是買那些東西
到晚上的時候坐在門口這樣
Hey, want a dime, want a dime
就是好像十塊錢美金
可以有一個古柯鹼在裏面這樣子
那種日子人家這樣也可過生活
人家也是在活著
藝術,搞Art都住在一起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很精彩
就是說大家都窮得半死
那時候的李安一天到晚就是
party的時候碰到
然後永遠在寫劇本
李安你最近在幹嘛
寫劇本
他寫了十幾年了
結果我們真的以為他一輩子…
像我們這些朋友
以為他一輩子不會有機會拍電影
真的覺得他不會有機會拍電影
而且他是住在upstate
那時候他住在那個Albany
他在Albany
李安那時候是他太太在養他的一直
因為他都在寫劇本
寫劇本一定不會有income嘛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李安也是一樣嘛
一直在堅持他自己要做的那個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說exactly我們會得到什麼報酬
這個行業是沒有人可以給你一個証書說
像醫生一樣
我醫生很容易
畢業就有畢業証書嘛對不對
考上醫生執照
就有一個醫師証書
醫師羅大佑經內政部衛生署同意
已經有下列資格第幾號等等
茲發予醫師証書一份
跳舞也沒有
做音樂人也不會有
我們生活其實是沒有保障的
不見得哦
不見得說慢慢去跳舞一定會得到
前年她去紐約那場我看了
New York Times品質非常的好
New York Times
我們是沒有保障的一群
我們收入是沒有保障的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因為你有這個執照
所以下半輩子
跟我們總統一樣
就有這樣的福利
有這樣的車子
有這樣的宿舍
有這樣的隨扈
我們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這行的一定崇尚自由
需要去追求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
最有趣的一點是…
就是不知道的那個空間我們會不會得到
我自己回頭看我過去所有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用我的舞蹈在寫日記
我自己沒有用文字寫日記的習慣
可是我的過去的作品
什麼年代編什麼舞
絕對是一看就知道
就是說熟悉我的
比如說大佑是我二十年的好朋友
他會知道說
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期
會編這樣的作品
都是有原因的
逃也逃不過的
也不要試圖…
事實上我們創作者每次都想要突破
突破
可是永遠有一個東西突破不了
就是你還在講…
你自己跟自己生命經驗最深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講回到大佑
就是說我覺得作音樂的人比我們幸福
比跳舞的人幸福一點
因為跳舞實在是一個…
真的是當場立刻發生
然後即使用那些recording弄出來
三度空間壓縮到兩度空間
那個力量消失很多
不錯
可是沒有關係
我也無所謂就是說…
you know
你每個人擁抱你自己所喜歡的那個東西
有得有失
我會講到大佑原因就是說
你做他二十年朋友
他不是像他這樣子每天都是這麼可愛
有時候他有蠻可惡的時候
極度可惡
極度可惡的時候
可是呢
他永遠可以get away就是說…
當我打開CD
聽到那些歌的時候呢
我就都原諒他了
因為大佑不但用那些歌
講了他自己當年經歷的那個生命經驗
可是那個生命經驗
一定也是我的某種生命經驗
那種有某種連結性
那個連結性…
那就是生命的養分
所以包括大佑的歌
可能也是我的創作的養分
因為養分來源很多
我覺得最歸根結底就是那個生命的經驗
好的,壞的
生病的跟沒生命的
我們也不可能每天都那麼開心
我覺得若每天人生
每天都這麼的開心的話
人生很恐怖
我這個想法是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紐約百老匯跳舞
那時候大佑也認識我
那時候是我這輩子賺錢賺最多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在百老匯跳舞
他的薪水是高得不得了
然後工作相對的輕鬆
就是我們每天七點去打卡
打了卡,八點開始跳
跳到十一點結束
就去party這樣子
賺很多很多的錢
你每天演那個曲目
對你來說也沒什麼太大挑戰性
可是我這種日子
我那時候跟著去巡迴
我們走到美國的每個…
都是到最好的城市
住旅館,然後享受最好的東西
游泳池啊,什麼日本料理
我們因為很多錢
又很年輕
每天就是過這種日子
可是過了一陣子以後呢
我們每個人…
不止有我一個人在跳
我們每個人最懷念的事情就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不要跳這個舞了
我們要回到紐約去作我們的窮dancer
好像窮dancer那個事情
舞者那個事情
才是我們真正人生的目標
是真的
那個vacation
那個真正舞蹈
那個在Broadway 跳舞
對我們來說像個vacation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若人生每天都是vacation的話
人生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人生那種辛苦那一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完全同意
從生活裏面來講
剛剛曼菲不是在講說那個
剛剛曼菲講說那個
回到那個最初那個原點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不是在講說
為什麼我喜歡舞女那條歌的時候
我可能比妳更開心知不知道
因為它讓我的感覺
好像我當初在寫第一首歌的時候
我記得想去寫一首歌
掙扎去寫一首歌
我知道那是一個true story
它是true story
我跟她認識太久了嘛
它一定要是真實的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感情的一個東西
而且曼菲那個時候她其實也是算是有點…
幾乎有一半的時間
也是算在生死邊緣掙扎那個感覺
我知道在乎一個…
認識那麼久的一個朋友在寫一首歌這樣
我為什麼覺得說那個music still alive
因為它讓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那個歌本身
像我在寫第一首歌一樣
因為我不能是作了二十年三十年作曲了以後
我突然之間覺得說
寫啥沒什麼啦
拿來寫一下
交個貨明天…
一個晚上可以寫兩首歌這樣子
我相信我做得到
以我現在的所謂的功力來講
你一天讓我寫二十首歌出來
我都沒有問題
而且每首歌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模式
我敢保證
問題是這個歌能不能留下來的問題
我一寫完我就知道
當初在寫…
掙扎的寫第一首歌那種感覺是一樣
那種感覺是你自己要有點雞皮疙瘩要起來嘛
對不對
有點眼睛要濕濕的感覺
你不能感動自己
不要希望可以感動別人
大家看到今天我們這個整個論壇的癥結點
Creating, Caring and Daring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字其實是第三個字
大家在這個年紀
可能比較難知道這個感覺
最重要的是Daring
Daring的意思是什麼
Daring的意思我覺得它是
第一個我這樣講
我問大家什麼叫做brave
什麼叫做courage
brave是勇敢嘛,對不對
courage是勇氣嘛, 對不對
什麼叫勇敢
什麼叫勇氣
它的不一樣地方是什麼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
不容易嘛
要寫了三十年歌的人才有一點點結論
Brave它比較是怎麼講
Brave是比較從He is a brave man
He is a brave man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所以他稍微比較外在一點
He is a man of courage
他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He is a man of courage
這個有不一樣的地方的
比如說在作戰的時候
很少人講說He is a man of courage
一定會講He is a brave soldier
Courage它本身需要一些integrality
從頭到尾要一致的一個東西
它有一個自覺在裏面
使你自己能夠第一個能夠先挑戰自己
所有的勇敢跟這個勇氣
你一定要先過自己這一關
你一定要能夠先挑戰得起自己
覺得自己能夠過這一關
你才能夠接受別人的檢驗說
他是不是有勇氣的人
他是不是勇敢的人
對我們來講
我們剛才不是講
曼菲跳舞跟我唱歌
我們都沒有執照
我們都不知道說我們那一天
身體不好的時候對不對
你跳到那一天會跳不動
我唱到那一天會唱不動
我們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的保養很重要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它一定要來自於一種我們對自己的自覺
他一定要是一個…
一定要是一個…
我覺得他一定要是一個courage的事情
他一定是個勇氣的事情
所以說這三個裏面
對迎接陽光世代的夢幻是勇氣
像三毛對不對
一個女孩子弄到沙漠去
台灣的女孩子混到沙漠去
混了幾年
這不容易的
你看小說容易
你真的去做做看
女孩子哦
今天我強調一點
這是Daring本身
你要接受生活本身的挑戰
這最重要的
這邊我想講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我跟大佑做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都不能夠用一種很…
投資報酬率的方式來看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我們絕對做不下去
我常常跟年輕的舞者講就是說
如果跳舞本身這件事情帶給你的愉悅
不能是跳舞的報償的話
你就不要跳舞
如果你跳舞是為了說
你要得到什麼東西的話
你千萬不要跳
因為你一定跳不下去
那我們今天就說
我們這樣搞的這樣…
像我們這樣熱情的做
做完了什麼都沒有
我們做了
那個做本身就夠過癮了
那我們就值得了
那是一種價值觀
那我自己其實年輕的時候也搞不清楚
就是蒙著頭做
到了三十歲的時候
有一次突然好像就是說
這真是我要做的嗎
我難道不能做比較容易賺錢的東西嗎
OK也被挑戰過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第一次清楚
原來不知不覺當中
我知道我的價值觀是什麼了
就是做我要做的事情
對不起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知道時間快沒有了
有
其實我們做一件事情
往往我們要做一件很想做的事情
其實往往是靠著不做別的事情去做到的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她得不去做一個什麼外文系的
一直去到最後可能會變成一個外交官哦
可能開個英文補習班喔
不會知道嘛
可能會賺很多錢
我要靠不作醫生去作到音樂嘛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一點
人生其實有時候常常靠著你不做什麼
你覺得這不重要,那不重要
這雖然那麼重要
可是沒有比這個重要
否決了很多事情
用rule out
用排除的方式
去做到你最想做的事情
一個人我覺得一輩子
假如說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就不錯了
現在我寫的歌跟曼菲跳的舞
都還可以嘛
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嘛對不對
我其實是1985年三月九號離開台灣的嘛
那時候我就已經很灰心了
因為整個那種我旁邊所謂的事情
包括執政黨對我的不開心
黨外對我很不開心
說你怎麼不繼續抗議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放棄抗議歌手這個職責
包括我自己又失戀了對不對
包括我自己醫生做不好
音樂又做不好
所以我是…
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我就覺得…
不行,我真的活不下去
任何一個人如果他自己活得很好的話
他不會想離鄉背井的嘛,對不對
因為離鄉背井需要把事業從頭做起
我必須要砍掉所有熱鬧台下掌聲
對不對
這其實不容易
你完全不要掌聲
我就離開了
其實紐約我那時候去考試
我考因為醫學分作臨床跟基礎醫學嘛
我考了大概三次
臨床醫學終於被我考過了
基礎醫學那深太多了
後來香港是ATV他們有個作曲比賽
他們請我去當嘉賓
當特別來賓表演
我覺得香港很像一個Manhattan Junior
很像小曼哈頓的感覺
而且你看我覺得九七在後面
因為二十世紀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會是整個共產主義陣營
跟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個競爭
香港會是交接所
我覺得這地方太有趣了
他會發生很大的一個變化
好,反正我在紐約已待過一段時間
不妨往香港去混一混
後來很多曲子也在香港寫的
我在外文系的時候
我也翹蠻多課的
可是我的老師們都非常的體諒我
他們都覺得說羅曼菲去排練去了
因為她有演出,要演出
所以其實我搞不好是跟男朋友出去約會了
可是他們都自我假設說
羅曼菲去排練了
因為她有演出
所以妳那時候應該跳舞都是跳得不錯
跳得已經每年都在表演
我的同學,我的老師都非常認定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你們好奇怪哦
我的導師,還有我的老師
一個算是對我很重要的一個老師
叫楊牧老師,詩人楊牧
他那時候教我莎士比亞
然後他那時候有跟我講過
他覺得以後…
他希望我以後可以去紐約當一個舞蹈家
我那時候覺得他非常的奇怪
就是說我也沒有要跳舞
我現在只是大學的時跳跳而已
雖然我認真得不得了的在跳舞
可是我真的還是把它當做好玩的興趣而已
不是那麼的務正業的感覺
然後我的導師也跟我說
我以後也應該是去往舞蹈路線發展
必須提個東西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所有的人…好像身邊的人
都覺得我應該是跳舞
只有我覺得沒有啊
我沒有要跳舞啊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一面在跳舞
可是你知道我第一個工作
我有找過當祕書的工作
可是那時候很奇怪
就是說我沒有去上班
因為我覺得老闆怪怪的
我覺得那老闆好像心術不太正
我想說沒有去上班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天就約我去跳下午的午茶
對對,我覺得很奇怪
這好像不是祕書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就放棄那個工作
然後我就…
當然這個時候我都在練舞
我都在花錢練舞
然後第二個工作是我去考華航的空中小姐
然後我去借了一件旗袍
然後我自己覺得考試時候考得很好
我覺得我自己的英文比考官還好
可是我沒考上
就是因為妳講得太好
那時候滿失望的
觸犯威權
但是我後來想說
人生真是非常有趣
如果我當了一個祕書
我進入那個工作
今天會在作什麼
我不知道
或者說不定我是個華航空姐
也有這個可能
可是都沒有
我就是無心插柳
可是我就說在無心插柳的時候
不是,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就是沒有認真跳舞
我沒有把認真跳舞這件事情
當作跟認真念書一樣的
我只是很…
用我全部的生命去做這種我覺得太好玩的事情
叫做跳舞
然後別人都覺得說好像很辛苦
舞者是不是…
到今天都有人說舞者是很辛苦的對不對
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辛苦
因為我覺得說That’s for the fun it
那是好玩的地方
那大佑也是一樣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記得他到香港去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表演
我跟朋友…
actually跟杜可風
有一個photographer
攝影師杜可風
我們兩個說要去Jazz Club玩
我那天就跟羅大佑先生
我說大佑走吧
我們去Jazz Club玩
大佑居然拒絕我
他說他要回家做功課寫歌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OK我們都有很大的一個discipline
就是說我們做我們自己要做的那個東西
我們都花很大的力氣
雖然那個力氣…
我們沒有把它當做功課
可是那個對我們來說
就是人生定位的地方
我有拒絕妳嗎
有,有拒絕我
真的,天啊
不過我想一定是逼到…
台語講火燒到屁股頭
就一定是…
我想一定類似電影配樂那種東西
就是明天一定要交貨那種情況
我才會拒絕她
否則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緊張成到甚麼地步
粵語講說…
粵語講說工作嘛
影劇圈常常是…
電影拍到最後是最緊張的時候
電影到最後是對白先配
因為它如果不是現場錄音的話
它一定是先配對白
完了以後配效果
打的聲音啦
,敲桌的聲音啦
踩的聲音啦
到最後才是什麼
到最後才是音樂
音樂是最後一關
是要把人們…電影拍不到
導演拍不出來的東西
用內部的情緒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音樂老是被放到最後
下一步就是mixing
就是要交貨了嘛
所有我一定是在面臨那個時候了
也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Or we will lose our job
我們就變成jobless
所以這個情況拒絕朋友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要吃飯啊, 對不對
得吃飯嘛
一輩子就很多的時候
你會突然面對自己嘛
就像我說我年輕的時候
面對說我難道就想要做一輩子不賺錢的工作嗎
OK,後來結果就是說
哦,是的,很不幸是這樣子的
好吧,那就去做吧
然後我生病的時候
就說會發生在我身上嗎
然後,對,發生了
OK,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這樣講好了
我生病的時候
我自己當然會很快的好
像電影倒片這樣子
閃過很多我的生命
我那個時候的感覺是說
好吧,如果我要走的話
就走好了
我真的是接受
因為我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
對我自己來說
很精彩的一生
我活得很過癮
那就夠了
我覺得我一輩子很多的經驗
在教我學習怎麼樣放手
就是說機會來的時候我抓住
然後抓太久不是你的時候
你還要抓的時候
那就不堪了,就痛苦了
然後我就在學習怎麼放手
所以當我學習到怎麼放手了以後
好像…都好了
就是突然生命又打開了
所以我又多活到今天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even我這樣講
二十歲的你不會了解的
可是不要擔心
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瞭解了
我的講法這樣子
我覺得一個搞藝術的人
他一定是靠自己的直覺來作自己的生命的選擇
直覺,而不是說我今天要怎麼好好的計畫說
我要好好的這樣去跳舞
跳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我join到什麼樣的東西
拿到什麼東西
拿走什麼情況之後
我才變成找珍貴的一個什麼樣
底下的一個什麼樣一個dancer
或是我羅大佑今天要拿到金曲獎最佳配樂獎
金曲獎最佳歌曲獎
我們不是這樣規劃的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靠直覺
因為Art就是靠自己的那種抽象思考
在生活,在生存
也一方面在做選擇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兩個都沒有覺得說
唉呀,死了
糟糕了,作錯選擇
這輩子毀了
至少我們沒有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直是靠自己的直覺在生活
然後一直靠自己的直覺在select
那生活本身其實就是我們最大一個selection
你要靠著生活本身的那個養分
才能回到創作本身的東西
我覺得那最直接
我們當然碰過很多
譬如說是…
像我剛剛講,譬如說考試
考醫生執照
然後又面臨一個不想再繼續唱歌
不想再繼續作曲的瓶頸這樣子
慢慢很多它會浮現的
生活不斷的在走
人要必須過活
活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到絕境的時候
自然…我那天講嘛
自然會有明天出現
假如你到絕境的時候
失戀啦,破產啦
跟朋友絕交啦
被誰出賣了啦
對一個死心塌地的一個朋友
他突然之間…
你發現他對你作一些
你覺得很不道德的事情或幹嘛
你就是…突然之間沒有希望的時候
只要你有一個明天在那邊的話
明天就是一個機會
當明天出現的時候
假如你真的是碰到一個絕境的時候
你那個機會自然會出現
那機會自然會幫你選擇
你同時掌握那個機會
但是那個機會本身也會選擇你
告訴你說時間差不多了
給你的挑戰到此結束
今天呢已經太陽升上來了
不要認為太陽一定升上來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跟大佑就是…
我們就是很感情的活在我們還有的此刻
然後明天交給明天
但是把握現在這一刻
End
原載：
台灣公共電視
主講人： 羅曼菲、羅大佑
羅曼菲：名舞蹈家、編舞家
羅大佑：名作曲家、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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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連續三場「迎接陽光世代校園論壇」序列的對談，
這一即是在台中中興大學舉行，邀請羅曼菲與羅大佑對談，
兩人就他們的人生歷程，發表他們的經驗與心得，
希望在大家與生命奮鬥的過程中，能夠提供一些的參考。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今晚兩位與談人
羅曼菲小姐、羅大佑先生
我覺得校園
今天走進來校園
就讓我們回憶到
很多很多年前
不過我跟大佑年紀非常接近
所以我們誰也不欠誰
就是很多年前
差不多同樣那個年代
只不過他在台中
我在台大
我想大學四年是我在還沒有進大學時候最期待的
然後也是我結束這麼多年之後
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日子
簡短地講幾句話
就是我覺得自由
但是在自由裏面
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你不至於失去了方向跟重心
比如說哪些
比如說念外文系
莎士比亞的課啊
西洋文學史、希臘悲劇、希臘神話
你還是要去上
可是這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呼吸
我在大學裏面
我從來沒想過我要走上藝術這條路
我甚至是個從來就沒有什麼大志的人
我甚至只想說唸了大學的人
我的人生就非常圓滿了
只不過在大學裏面
我在文學領域裏面之外
碰到很多很多的喜歡藝文的這些朋友
喜歡舞蹈、喜歡藝術、喜歡音樂的朋友
讓我有這個機會
再重新把五歲的時候就學過的舞蹈
這個東西重新拿回來
所以我在大學四年
大概在文學院中心上課
絕對不是佔我大部分時間
是比較小部分時間
上課、談戀愛這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跟朋友去玩
然後就是練舞
我那個時候並沒有覺得我要當個舞者
但是我花了所有的課餘的力氣
在很努力的、認真的、流汗的在…
我覺得那時候只是實現我一個想做這事情
然後我很快樂的做這件事情的一個非常非常單純的想法
我覺得為什麼
現在想起來為什麼大學我覺得這麼快樂
就是說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單純
日子可以這麼單純
就是做你覺得你該做的事就叫作唸書
以及你可以這麼大方的去說
我喜歡這個課外活動
叫做舞蹈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
義無反顧的去擁抱它
我大學大概就是做了這兩件事情
我是在台中年唸的書嘛
大家都知道嘛
中國醫藥學院唸的書
我們醫學院的學生其實比較慘一點啦
你看我唸書唸了多久
小學六年
然後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學七年
我唸書就唸了十九年
很少人唸了那麼久
除非是要拿碩士博士這樣子
我沒有
我畢業的時候就是學士
醫學院七年
我覺得對我來講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給我一個很自由的一個空間
就像曼菲一樣
這點我想她剛講那點
正好是合乎我自己這個想法
考試喔過關就行了
真的,大學給你非常非常自由的空間
基本上大學給我一個非常非常足夠的時間去
我那時候常常翹課
我記得我一年級的時候
我當班代表
莫名其妙地被推上去當代表
因為有些老師喜歡點名
喜歡點名的老師一進門
班代表,點名簿拿出來
班代表,班代表
副班代表就把點名簿拿上來說
對不起,班代表今天請假不在
我發誓
它給我一個很大的空間去聽搖滾樂
然後去學吉他
剛剛各位聽到那一首吉他曲的時候
是我在二年級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在摸吉他
我大學二年級應該是1974年的時候寫的
就是那個時候在練古典吉他嘛
練古典吉他應該從它裏面學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是可以Apply
是可以運用出來的
就是因為沒有父母在旁邊盯著嘛
有父母在旁邊盯的時候
就寫不出來了
我六歲的時候
也是被父母逼著要去學鋼琴的
那種年紀怎麼會想學說我要學鋼琴
我要好好彈鋼琴
那很boring的
每天要坐在鋼琴前面彈半個鐘頭
秒針真的要到29分59秒
噹變成30分鐘整
才能離開那個位置
但是有個好處
離開那個位置的時候
彈一半也可以離開
時間一定要是三十分鐘
我不曉得…講到說學的話
當然是因為媽媽或者是爸爸
希望你做的東西
可是他們也沒有期待說
我想你媽媽那個時候最大惡夢
就是說這小孩送去學音樂
以後不要給我當音樂家哦
對對對
我媽媽想說台灣那時候
根本台灣沒有一個叫做舞者
跳舞還可以用這個當行業
台灣根本沒有這個行業
所以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說
我以後會是一個舞蹈家
沒聽過這三個字
OK沒有人這樣講
舞女有啦
OK我媽不希望我當舞女吧
我想小時候就是真的很喜歡
就把它當作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
童年的一個娛樂活動
可是我真的到了初中
我是初中最後一年嘛
初中高中六年
我就自己決定說不能學了
因為功課壓力很大
就覺得應該考個正正當當的大學
那我是真的是因為
認真的付出了六年的努力的唸書之後
考上台大之後
我才覺得說我可以好好犒賞我自己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包括交男朋友
因為我高中唸的是女校
包括交男朋友
包括我還可以繼續跳舞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你那麼投入以後
甚至我到大學畢業
我都沒有覺得說我以後要走舞蹈這條路
因為就像…當然那個時候雲門舞集剛剛開始
可是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少數之少數的一個文化活動
我只覺得說…我那時候大學畢業
台大外文系當時…
我想教務長知道
大部分小朋友就想有機會申請出國嘛
出國看你在那個computer還是那個counting
還是那個什麼
就是比較實務的東西
OK然後就找個正正當當的工作
我那時候真的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
我希望到紐約去
好好的enjoy兩年
一個dancer的生活就好了
我想青春無限嘛
借兩年的光陰給我這樣享受一下
總是可以的吧
我想說紐約去享受兩年的舞者生涯
然後我就要回來
乖乖的做我覺得人生應該要有面對的一個正常的事情
所以想法非常單純
只不過就是說後來有機緣
就一路走下來
我想當你做一個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東西的時候呢
不曉得怎麼搞
回頭一看就十幾、二十年過去了
就沒有機會想說我為什麼
我當初有沒有做選擇
其實我必須承認
我當初第一沒有人生規劃
第二沒有選擇說我要做一個舞者
我真的是說回頭一看
我怎麼當個dancer當了幾十年
這我馬上接一句話好了
我覺得
第一個我們兩個有個共同的地方
妳是五歲開始學舞
我是六歲開始學琴
可是都是碰到初中的時候就斷掉了嘛對不對
考試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有考試
就斷掉了嘛
也就是說…
第一個那個年紀大概不太能說自己一定要學
妳父母一定是從妳身上看到妳有一些
平常喜歡動啦或是什麼
看出來妳這方面的才能
一定有這個東西
妳父母為什麼沒有逼妳學鋼琴
你就說我是過動兒是不是
對對對
她的body language本身一定讓她父母覺得說
這小孩子可以讓她學舞蹈
我覺得一定是這樣
我爸也一定覺得說我…
因為他給我聽一些流行歌曲
大概五歲的時候
綠島小夜曲啦
十八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真的,因為他有一個唱機嘛
所以他看到我可能有時候
聽音樂就會很入神
或是真的會跟著動這樣
父母會觀察子女的
所以為什麼我爸沒有叫我去跳舞
為什麼妳爸媽沒有帶妳去叫妳學鋼琴
我覺得應該有先天上
他們覺得說這小孩子有傾向
那有些人譬如說他眼睛特別好的話
對不對
假如他父母可能沒有發現
他可能會發現他有一天他在塗鴉
他可能有一天就變成painter
或者他是個導演
或是他是做電視的這樣
我覺得人的傾向
他本身會有眼睛
他有耳朵的
他有手工藝的
有些人喜歡做陶瓷什麼各方面的
他一定有個傾向會慢慢…
慢慢會引導他到某方面去
對不起,我在這邊多講一點
因為我算是曼菲的哥哥
其實我相信最早的這種藝術的萌芽
一定來自於你自己完全不知道的那個地方的
一棵大樹一定是從一顆種籽開始
由一個小小的發芽出來
突然之間它有兩片葉子
那個大樹,那個內葉其實它不知道說
哪一天它會不會長成大樹的
這大樹長一點的話
可能會上幾千年的
短一點的話都有十幾年
十幾年就可以有很大樹
看你是什麼樹
在那個時候
我想我們可能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可是那個傾向本身
已經把我們的人生裏面
往滿清楚的方向在走
假如曼菲父母當初沒有逼她去跳舞
然後客人來的時候
跳一個給客人看
她可能後來就不會是一個dancer了
因為要有那個基本動作
我個人覺得基本動作是蠻重要的
譬如說我後來會彈一些流行歌曲對不對
會跟著哼
那一句分解那個和弦怎麼彈
都是基於我對鋼琴的認知
怎麼彈鋼琴,怎麼彈和弦
怎麼彈音階這些東西
才會有那些東西
所以會學習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基本上在這邊我要講一句話
我們感謝我們的父母
即使當初是被逼的
小時候是很痛苦
還要當著客人來獻藝
當眾賣藝
而且沒錢拿
好,回去
賣完藝以後
回去,不錯
我那一年我是…
我考上那個…
其實我們學校不算是好的醫學院嘛
大家也知道
直講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沒有像台大那麼好
直講沒關係對不對
我的一年考的就是中國醫藥學院
我想我好像可以考得更好一點
要嘛就是在台北對不對
因為我家住高雄
要不然就是高雄醫學院在家裏
那是藉口啦
要不是在台北醫學院
或者至少可以考上你們學校
但機會比較渺茫一點
我就跟父母講我想重考
我父母竟然答應了
我就利用那一年的時間我去組合唱團
一方面在台北補習班裏面就是補習對不對
什麼數學啦,英文啦照補
我組合唱團四年的時間
從大概1972年大概年底左右
大概十月十一月左右
一直到73年大概五月左右
那時候就開始學那種
西方搖滾音樂那些keyboard東西
我家裏還算是蠻開明
他們給我錢
一筆錢去買樂器
還蠻貴的樂器
我是靠這樣子
後來才有一些組合唱團的基礎
那第二年一考
又是中國醫藥學院
所以跑不掉了
好吧, 那就一邊唸書
一邊做音樂嘛
反正有蠻長的時間
所以我是用這種小小的trick
騙了家裏
然後等於說是
講是講浪費了一年的時間
可是也算是進到社會裏面
知道說組團是怎麼樣
那時候在酒店裏面唱歌
你剛不是講當舞女
我們在酒店裏面唱歌
在hotel裏面唱歌
一個月四千塊高興得要死
那其實沒錢都會去唱
也就是當你去做一個事情
當你覺得你想要去做的時候
Nothing can stop you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擋到你
我說曼菲
誰要阻止曼菲跳舞也是不可能
我記得…剛剛說他在hotel唱歌四仟
那我比你多
我進雲門舞集第一年的時候
五千塊一個月
哇,那是幾年的事情
那時候比較晚了
1979年了
那當然不一樣
我在唱片公司1972年
台幣的幣值都不一樣了
那是石油危機以後
幣值有很大不同
當時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不必自己花錢
因為以前我自己花錢去學舞
我現在跳舞有人給我薪水
對對對,沒錯沒錯
我說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上天的禮物
那時候真的上天的禮物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在見習的時候
我那時候作劉文正時間
那時候有歌手叫劉文正對不對
他有電視特別節目
叫劉文正時間
我是劉文正時間的音樂總監
1978年我在仁愛醫院做見習生的時候
還沒有實習,見習的時候
我就是醫院跟兩邊跑
我第一次,他在華視做這節目
我第一次拿到那個單子
二十二塊錢一個午飯的單子
到他們的食堂去吃飯
我說,天呀,我這一頓真是自己賺來的
二十二塊錢,免費的
這一張其實不是跟家裏要的
是自己賺來的
跟你剛剛講的那個感覺很類似
喂,這頓自己賺的呢
我那時候去領飯的時候
我有很強烈的感覺
這頓自己賺的
因為以前一直在跟家裏拿錢嘛
沒錢的時候
爸,一千五百塊錢
零用錢有沒有
可能交女朋友對不對
吃飯多了一點
看電影多了一點
緊急跟家裏要錢這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
自己能夠獨立的感覺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大學畢業以前知道的東西真的很少
那以後我知道得很多
譬如說甚至你要說變成人生的哲理什麼
都是從很簡單的
根據你的身體工作而得來的一點點累積的經驗
有一些經驗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清楚的成長的經驗
就是剛剛譬如說幾年談到這個舞
那個舞是1989年的時候
林老師編的一個舞
那時候因為它是天安門事件
他有感而發就做了這個作品
他就覺得說
對他來說靈感來自於他聽到這個事件
對他來說是個天旋地轉的事情
他就決定說
可不可能一個人在原地一直旋轉
那當初林老師…
林懷民跟我…
我們都不知道一個人可以在原地旋轉多久
不會昏倒
OK然後呢還可以一面有動作
因為光旋轉沒有人要看
對不對
還要有動作
那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從很單純的想法說
那我們試試看可以怎麼做
我們真的就是在舞蹈教室裏面
跟繡花一樣
每天繡一點
今天兩分鐘
明天三分鐘
後天四分鐘
一直做
到竟然真的可以作完
然後裏面再做出那些東西
非常非常難
我必須說
我想要跳那支舞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會倒吸一口冷氣
因為跳的過程真的是體力上的挑戰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必須說
經過這個事件
我發覺我可以做
而且對不起我大概演了幾百場
每次演完我都覺得對我自己有更多的一種信心
那個信心不是我很棒
我會轉OK
那個信心是說
原來人的內在
身體跟精神原是連在一起的
他的那個…
他的極限是可以一直push的
因為我清楚的在這個舞裏面
看到我自己的潛力
一再的被推到極限
第二天再到另外一個極限
再到另一個極限
所以經過這個舞蹈以後
我覺得對我的個性有相當大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我對於自己什麼事情能做
對於自己的信心加強了很多
我對於人的信心
人的耐力的無限
只要你有恆心有毅力
咬緊牙關
就是拼命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某種自由
就是我那個舞跳的最大的感覺
就是說我會痛苦到快要崩潰的時候
我再堅持一點點
我就突然自由了
那個自由就是我突然好像到了一個
飛行運轉的軌道裏面
然後我就在那個地方很自由的在…
我也不知道是誰在旋轉
是我在旋轉還是宇宙在旋轉
總之就是在旋轉裏面
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自由的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
其實講到人生啦,價值啊,快樂啊…
什麼才是滿足啊
那種時候是真的一種
完全的不可言喻的滿足
前幾年曼菲她…
我可以講嗎
直講,沒有關係啦
因為她得到lung cancer
那日本的一個朋友很concern
她一直在跳舞
她一直沒有注意她身體
就是莊淑芬
就說妳身體..
因為跳舞的人她的工具就是只有她的body
Dancer,我們還有吉他
對不對
我們清唱一定搞不過跳舞的人嘛
他們是全身
我們只有一個嘴巴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搞不過跳舞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樂器
可是跳舞的人她真的唯一的工具就是她的身體
她那一年…我想應該是前年
2002年…應該是吧
莊淑芬叫她去檢查身體
她就講我沒事,我沒事
結果一進去照X光
肺癌
好在是well defined
因為後來我們聊過
well defined
肺癌如果是well defined
他的邊緣如果是這樣子話
那個就很好
很多朋友就開始很擔心
我聽到也嚇一跳
因為肺癌是癌症裏面真是…
真的是比較可怕一點的
我算是比較晚去看她的
因為我們認識太久了
我們認識大概十七八年
將近二十年應該有了
我後來為一個dancer我寫了一個…
但是對不起
那個歌名就叫做舞女
我那時候有爭取說
大佑,不能叫舞者嗎
他說不能
舞女
對
第一個我剛剛不是就講
我一定要很清楚我今天跟誰講話對不對
女生還是男生,對不對
那舞者可以是舞男啊
對不對
一定是能跳舞的女孩子
而且我對她應該是有蠻深的了解的
我知道說…
因為我很清楚說
上台以後,表演完以後
你說安可
節目完了以後
幕落下來以後
其實做個dancer或是做一個singer
我們其實都是很寂寞的
雖然大家都會說表演得很棒啊
慶功宴幹嘛幹嘛
其實當曲終人散以後
整個人的感覺會是很落寞的
因為我們把我自己的能量
我們常在講的
化成massage裏面
跟台上的表演
都已經耗得很光
我們其實是很累很累的
但人是在很高昂的一種鬥志之下
但問題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那個show一定是會有完結的時候嘛
所以那整個落寞的感覺
也是另外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我算是唱歌也唱過蠻久一段時間
所以我很了解這種情況
所以後來我一聽到這個消息
我寫了這首歌
曼菲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我比妳更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一唱以後
哎呀,My music still alive
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我大學畢業
我就去紐約
我希望我給我自己兩年
enjoy一個舞者的生活
我回來的時候一下飛機
來接我的那個朋友就打開CD
那時候不叫CD…錄音帶
說妳聽聽看
這是你不在的時候
台灣出現了這麼一個人
然後就是羅大佑的歌
OK當然像我們這麼積極樂觀進取的人
就會說那我會想辦法認識他
那個時候因為自己也是在藝文界混
所以就努力的鑽營了一條藝文界的一條方法
然後…
走後門就對了
我還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大概是羅大佑在台北第一次國父紀念館演唱會
我當然去聽了OK
之後…朋友安排的
是跟…可能在座也知道那個人
那個人叫詹宏志
所謂…台灣現在叫他趨勢專家是不是OK
詹宏志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偉大
他就是開了一個小小的麥田咖啡屋
藝文青年很喜歡去的
對,可是人家之前可是中國時報什麼…
對對…中國時報主編
anyway那個時候…
所以大家就約了去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認識他了
但是我想認識以後
其實看到…我有機會看到大佑的一段年輕的時候
還不能完全確定他是不是要走上音樂的那段日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多久我就又回到紐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努力的在紐約想辦法做一個dancer
我那個時候在百老匯
Broadway Show裏面跳舞
然後在紐約…ㄟ碰到大佑了
OK然後那時候他在幹嘛呢
他住在紐約的一個治安非常非常壞
很可怕的一個地方
紐約的東區
最東區的一個地方
就是全部是藝術家群聚的地方
能叫做Alphabet City
那個地方就是說很恐怖
一個月我記得是一百塊…
還是多少的租金的一個loft
其實是蠻便宜的
我付是付一百五
對對對,我就記得
這種地方租金聽起來…
唉喲,那個地方你可以住嗎
那種地方
然後呢,他那個時候呢
我們那個時候
常一起出去玩
可是他那時候他的正事是在
希望能夠考上美國醫生的執照
不是我們每次出去玩的時候
都在聊音樂
可是他那時候正事是叫做…
他努力在那邊考執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確一起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過癮的日子
就是說兩個都很年輕
紐約是一個嚮往藝術的人最棒的地方
大家都沒有錢,窮得要死
可是有沒有錢完全不重要
那個時候
每個人像…舞者的生活就是
我們每天在那邊就是打工
不管你是餐廳打工還是幹嘛
我在我姊夫工廠打工
然後賺了錢去付學費學舞
學了舞大部分時間
最努力就是說看報紙去audition
今天這個舞團要考試
大家去這邊考試
明天那個Broadway Show要考試
趕快去那邊考試
然後就是忙的不得了
可是什麼工作都沒有
就是只有一個餐廳waitress的工作
紐約的餐廳最可愛了
所有的waiter, waitress不是舞者
就是音樂家,就是戲劇演員
DJ,音樂家等等
就是說在那種環境之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最大的青春
互相取暖
然後摩擦出最大的那種對生命的熱情
所以剛剛又回到說
是不是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要跳舞
好像不需要要去想說
我要不要跳舞
你就已經過得非常的精采有勁了
大佑那時候也是一樣
雖然那時候他表面上是說
他要去考一個美國的醫生執照
我真的,我真的要考
然後接下來可能大佑就可以講
你怎麼考醫生執照
然後之後我們就各忙各的這樣子
然後紐約就看不到大佑了
然後他就跑到哪裏去了
在香港出現了
剛剛曼菲提到一點很有趣
說我住那地方
因為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長方形對不對
piano shape
十二個大道,大馬路
橫街就是Street
這叫Avenue
有一塊它不是這樣出來一個地方嗎
對不對
它因為不能是整個下來的
所以他們叫它Alphabet Street
字母街
Avenue One…A, B, C, D
它大概是第六街一直到第十四街左右
才有像這樣一個地方
所以假如你聽到Avenue A的話
就知道說是一定是east village
最偏遠的地方
紐約有個東村大家知道嘛
它是東村最偏遠的地方
這每一次你會看到
晚上可能有黑人這樣
用電話線勒住一個人的脖子這樣
就在電話亭旁邊把錢掏出來
隨時會看到地下會躺一個人
不知道是醉鬼還是死掉的人在那邊
真的,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記得蘇立…
吳宇森要到…
那是…應該是八五年,八六年底
八五年底,八六年初的時候
吳宇森要去紐約拍戲
他找蘇立
蘇立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
對紐約的影視圈比較熟一點
然後蘇立就說借我那個地方開會
吳宇森那時候在China Town
吳宇森就問他們說大概那地方怎麼去
要開車帶我們去
羅大佑住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平常我們開車都不敢去
後來他們終於開來了
到這邊的時候
拜託一下
這邊安全有問題
吳導演拜託你照顧一下
我說我住在這邊
不要緊
我起碼還你們一個全屍好了
我覺得要去像紐約這樣的地方
你就是真的要進去它那個比較…
比較大家覺得說…
去的時候比較有探險性的地方
他就是一個City Jungle
你去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當然去一個最有趣的地方去看一看嘛
我那樓七層裏面
不是賣大麻,就是賣古柯鹼
就是賣海洛因的
百分之七十都是波多黎各
就是買那些東西
到晚上的時候坐在門口這樣
Hey, want a dime, want a dime
就是好像十塊錢美金
可以有一個古柯鹼在裏面這樣子
那種日子人家這樣也可過生活
人家也是在活著
藝術,搞Art都住在一起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很精彩
就是說大家都窮得半死
那時候的李安一天到晚就是
party的時候碰到
然後永遠在寫劇本
李安你最近在幹嘛
寫劇本
他寫了十幾年了
結果我們真的以為他一輩子…
像我們這些朋友
以為他一輩子不會有機會拍電影
真的覺得他不會有機會拍電影
而且他是住在upstate
那時候他住在那個Albany
他在Albany
李安那時候是他太太在養他的一直
因為他都在寫劇本
寫劇本一定不會有income嘛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李安也是一樣嘛
一直在堅持他自己要做的那個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說exactly我們會得到什麼報酬
這個行業是沒有人可以給你一個証書說
像醫生一樣
我醫生很容易
畢業就有畢業証書嘛對不對
考上醫生執照
就有一個醫師証書
醫師羅大佑經內政部衛生署同意
已經有下列資格第幾號等等
茲發予醫師証書一份
跳舞也沒有
做音樂人也不會有
我們生活其實是沒有保障的
不見得哦
不見得說慢慢去跳舞一定會得到
前年她去紐約那場我看了
New York Times品質非常的好
New York Times
我們是沒有保障的一群
我們收入是沒有保障的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因為你有這個執照
所以下半輩子
跟我們總統一樣
就有這樣的福利
有這樣的車子
有這樣的宿舍
有這樣的隨扈
我們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這行的一定崇尚自由
需要去追求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
最有趣的一點是…
就是不知道的那個空間我們會不會得到
我自己回頭看我過去所有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用我的舞蹈在寫日記
我自己沒有用文字寫日記的習慣
可是我的過去的作品
什麼年代編什麼舞
絕對是一看就知道
就是說熟悉我的
比如說大佑是我二十年的好朋友
他會知道說
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期
會編這樣的作品
都是有原因的
逃也逃不過的
也不要試圖…
事實上我們創作者每次都想要突破
突破
可是永遠有一個東西突破不了
就是你還在講…
你自己跟自己生命經驗最深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講回到大佑
就是說我覺得作音樂的人比我們幸福
比跳舞的人幸福一點
因為跳舞實在是一個…
真的是當場立刻發生
然後即使用那些recording弄出來
三度空間壓縮到兩度空間
那個力量消失很多
不錯
可是沒有關係
我也無所謂就是說…
you know
你每個人擁抱你自己所喜歡的那個東西
有得有失
我會講到大佑原因就是說
你做他二十年朋友
他不是像他這樣子每天都是這麼可愛
有時候他有蠻可惡的時候
極度可惡
極度可惡的時候
可是呢
他永遠可以get away就是說…
當我打開CD
聽到那些歌的時候呢
我就都原諒他了
因為大佑不但用那些歌
講了他自己當年經歷的那個生命經驗
可是那個生命經驗
一定也是我的某種生命經驗
那種有某種連結性
那個連結性…
那就是生命的養分
所以包括大佑的歌
可能也是我的創作的養分
因為養分來源很多
我覺得最歸根結底就是那個生命的經驗
好的,壞的
生病的跟沒生命的
我們也不可能每天都那麼開心
我覺得若每天人生
每天都這麼的開心的話
人生很恐怖
我這個想法是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紐約百老匯跳舞
那時候大佑也認識我
那時候是我這輩子賺錢賺最多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在百老匯跳舞
他的薪水是高得不得了
然後工作相對的輕鬆
就是我們每天七點去打卡
打了卡,八點開始跳
跳到十一點結束
就去party這樣子
賺很多很多的錢
你每天演那個曲目
對你來說也沒什麼太大挑戰性
可是我這種日子
我那時候跟著去巡迴
我們走到美國的每個…
都是到最好的城市
住旅館,然後享受最好的東西
游泳池啊,什麼日本料理
我們因為很多錢
又很年輕
每天就是過這種日子
可是過了一陣子以後呢
我們每個人…
不止有我一個人在跳
我們每個人最懷念的事情就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不要跳這個舞了
我們要回到紐約去作我們的窮dancer
好像窮dancer那個事情
舞者那個事情
才是我們真正人生的目標
是真的
那個vacation
那個真正舞蹈
那個在Broadway 跳舞
對我們來說像個vacation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若人生每天都是vacation的話
人生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人生那種辛苦那一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完全同意
從生活裏面來講
剛剛曼菲不是在講說那個
剛剛曼菲講說那個
回到那個最初那個原點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不是在講說
為什麼我喜歡舞女那條歌的時候
我可能比妳更開心知不知道
因為它讓我的感覺
好像我當初在寫第一首歌的時候
我記得想去寫一首歌
掙扎去寫一首歌
我知道那是一個true story
它是true story
我跟她認識太久了嘛
它一定要是真實的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感情的一個東西
而且曼菲那個時候她其實也是算是有點…
幾乎有一半的時間
也是算在生死邊緣掙扎那個感覺
我知道在乎一個…
認識那麼久的一個朋友在寫一首歌這樣
我為什麼覺得說那個music still alive
因為它讓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那個歌本身
像我在寫第一首歌一樣
因為我不能是作了二十年三十年作曲了以後
我突然之間覺得說
寫啥沒什麼啦
拿來寫一下
交個貨明天…
一個晚上可以寫兩首歌這樣子
我相信我做得到
以我現在的所謂的功力來講
你一天讓我寫二十首歌出來
我都沒有問題
而且每首歌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模式
我敢保證
問題是這個歌能不能留下來的問題
我一寫完我就知道
當初在寫…
掙扎的寫第一首歌那種感覺是一樣
那種感覺是你自己要有點雞皮疙瘩要起來嘛
對不對
有點眼睛要濕濕的感覺
你不能感動自己
不要希望可以感動別人
大家看到今天我們這個整個論壇的癥結點
Creating, Caring and Daring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字其實是第三個字
大家在這個年紀
可能比較難知道這個感覺
最重要的是Daring
Daring的意思是什麼
Daring的意思我覺得它是
第一個我這樣講
我問大家什麼叫做brave
什麼叫做courage
brave是勇敢嘛,對不對
courage是勇氣嘛, 對不對
什麼叫勇敢
什麼叫勇氣
它的不一樣地方是什麼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
不容易嘛
要寫了三十年歌的人才有一點點結論
Brave它比較是怎麼講
Brave是比較從He is a brave man
He is a brave man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所以他稍微比較外在一點
He is a man of courage
他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He is a man of courage
這個有不一樣的地方的
比如說在作戰的時候
很少人講說He is a man of courage
一定會講He is a brave soldier
Courage它本身需要一些integrality
從頭到尾要一致的一個東西
它有一個自覺在裏面
使你自己能夠第一個能夠先挑戰自己
所有的勇敢跟這個勇氣
你一定要先過自己這一關
你一定要能夠先挑戰得起自己
覺得自己能夠過這一關
你才能夠接受別人的檢驗說
他是不是有勇氣的人
他是不是勇敢的人
對我們來講
我們剛才不是講
曼菲跳舞跟我唱歌
我們都沒有執照
我們都不知道說我們那一天
身體不好的時候對不對
你跳到那一天會跳不動
我唱到那一天會唱不動
我們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的保養很重要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它一定要來自於一種我們對自己的自覺
他一定要是一個…
一定要是一個…
我覺得他一定要是一個courage的事情
他一定是個勇氣的事情
所以說這三個裏面
對迎接陽光世代的夢幻是勇氣
像三毛對不對
一個女孩子弄到沙漠去
台灣的女孩子混到沙漠去
混了幾年
這不容易的
你看小說容易
你真的去做做看
女孩子哦
今天我強調一點
這是Daring本身
你要接受生活本身的挑戰
這最重要的
這邊我想講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我跟大佑做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都不能夠用一種很…
投資報酬率的方式來看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我們絕對做不下去
我常常跟年輕的舞者講就是說
如果跳舞本身這件事情帶給你的愉悅
不能是跳舞的報償的話
你就不要跳舞
如果你跳舞是為了說
你要得到什麼東西的話
你千萬不要跳
因為你一定跳不下去
那我們今天就說
我們這樣搞的這樣…
像我們這樣熱情的做
做完了什麼都沒有
我們做了
那個做本身就夠過癮了
那我們就值得了
那是一種價值觀
那我自己其實年輕的時候也搞不清楚
就是蒙著頭做
到了三十歲的時候
有一次突然好像就是說
這真是我要做的嗎
我難道不能做比較容易賺錢的東西嗎
OK也被挑戰過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第一次清楚
原來不知不覺當中
我知道我的價值觀是什麼了
就是做我要做的事情
對不起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知道時間快沒有了
有
其實我們做一件事情
往往我們要做一件很想做的事情
其實往往是靠著不做別的事情去做到的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她得不去做一個什麼外文系的
一直去到最後可能會變成一個外交官哦
可能開個英文補習班喔
不會知道嘛
可能會賺很多錢
我要靠不作醫生去作到音樂嘛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一點
人生其實有時候常常靠著你不做什麼
你覺得這不重要,那不重要
這雖然那麼重要
可是沒有比這個重要
否決了很多事情
用rule out
用排除的方式
去做到你最想做的事情
一個人我覺得一輩子
假如說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就不錯了
現在我寫的歌跟曼菲跳的舞
都還可以嘛
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嘛對不對
我其實是1985年三月九號離開台灣的嘛
那時候我就已經很灰心了
因為整個那種我旁邊所謂的事情
包括執政黨對我的不開心
黨外對我很不開心
說你怎麼不繼續抗議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放棄抗議歌手這個職責
包括我自己又失戀了對不對
包括我自己醫生做不好
音樂又做不好
所以我是…
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我就覺得…
不行,我真的活不下去
任何一個人如果他自己活得很好的話
他不會想離鄉背井的嘛,對不對
因為離鄉背井需要把事業從頭做起
我必須要砍掉所有熱鬧台下掌聲
對不對
這其實不容易
你完全不要掌聲
我就離開了
其實紐約我那時候去考試
我考因為醫學分作臨床跟基礎醫學嘛
我考了大概三次
臨床醫學終於被我考過了
基礎醫學那深太多了
後來香港是ATV他們有個作曲比賽
他們請我去當嘉賓
當特別來賓表演
我覺得香港很像一個Manhattan Junior
很像小曼哈頓的感覺
而且你看我覺得九七在後面
因為二十世紀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會是整個共產主義陣營
跟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個競爭
香港會是交接所
我覺得這地方太有趣了
他會發生很大的一個變化
好,反正我在紐約已待過一段時間
不妨往香港去混一混
後來很多曲子也在香港寫的
我在外文系的時候
我也翹蠻多課的
可是我的老師們都非常的體諒我
他們都覺得說羅曼菲去排練去了
因為她有演出,要演出
所以其實我搞不好是跟男朋友出去約會了
可是他們都自我假設說
羅曼菲去排練了
因為她有演出
所以妳那時候應該跳舞都是跳得不錯
跳得已經每年都在表演
我的同學,我的老師都非常認定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你們好奇怪哦
我的導師,還有我的老師
一個算是對我很重要的一個老師
叫楊牧老師,詩人楊牧
他那時候教我莎士比亞
然後他那時候有跟我講過
他覺得以後…
他希望我以後可以去紐約當一個舞蹈家
我那時候覺得他非常的奇怪
就是說我也沒有要跳舞
我現在只是大學的時跳跳而已
雖然我認真得不得了的在跳舞
可是我真的還是把它當做好玩的興趣而已
不是那麼的務正業的感覺
然後我的導師也跟我說
我以後也應該是去往舞蹈路線發展
必須提個東西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所有的人…好像身邊的人
都覺得我應該是跳舞
只有我覺得沒有啊
我沒有要跳舞啊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一面在跳舞
可是你知道我第一個工作
我有找過當祕書的工作
可是那時候很奇怪
就是說我沒有去上班
因為我覺得老闆怪怪的
我覺得那老闆好像心術不太正
我想說沒有去上班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天就約我去跳下午的午茶
對對,我覺得很奇怪
這好像不是祕書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就放棄那個工作
然後我就…
當然這個時候我都在練舞
我都在花錢練舞
然後第二個工作是我去考華航的空中小姐
然後我去借了一件旗袍
然後我自己覺得考試時候考得很好
我覺得我自己的英文比考官還好
可是我沒考上
就是因為妳講得太好
那時候滿失望的
觸犯威權
但是我後來想說
人生真是非常有趣
如果我當了一個祕書
我進入那個工作
今天會在作什麼
我不知道
或者說不定我是個華航空姐
也有這個可能
可是都沒有
我就是無心插柳
可是我就說在無心插柳的時候
不是,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就是沒有認真跳舞
我沒有把認真跳舞這件事情
當作跟認真念書一樣的
我只是很…
用我全部的生命去做這種我覺得太好玩的事情
叫做跳舞
然後別人都覺得說好像很辛苦
舞者是不是…
到今天都有人說舞者是很辛苦的對不對
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辛苦
因為我覺得說That’s for the fun it
那是好玩的地方
那大佑也是一樣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記得他到香港去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表演
我跟朋友…
actually跟杜可風
有一個photographer
攝影師杜可風
我們兩個說要去Jazz Club玩
我那天就跟羅大佑先生
我說大佑走吧
我們去Jazz Club玩
大佑居然拒絕我
他說他要回家做功課寫歌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OK我們都有很大的一個discipline
就是說我們做我們自己要做的那個東西
我們都花很大的力氣
雖然那個力氣…
我們沒有把它當做功課
可是那個對我們來說
就是人生定位的地方
我有拒絕妳嗎
有,有拒絕我
真的,天啊
不過我想一定是逼到…
台語講火燒到屁股頭
就一定是…
我想一定類似電影配樂那種東西
就是明天一定要交貨那種情況
我才會拒絕她
否則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緊張成到甚麼地步
粵語講說…
粵語講說工作嘛
影劇圈常常是…
電影拍到最後是最緊張的時候
電影到最後是對白先配
因為它如果不是現場錄音的話
它一定是先配對白
完了以後配效果
打的聲音啦
,敲桌的聲音啦
踩的聲音啦
到最後才是什麼
到最後才是音樂
音樂是最後一關
是要把人們…電影拍不到
導演拍不出來的東西
用內部的情緒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音樂老是被放到最後
下一步就是mixing
就是要交貨了嘛
所有我一定是在面臨那個時候了
也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Or we will lose our job
我們就變成jobless
所以這個情況拒絕朋友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要吃飯啊, 對不對
得吃飯嘛
一輩子就很多的時候
你會突然面對自己嘛
就像我說我年輕的時候
面對說我難道就想要做一輩子不賺錢的工作嗎
OK,後來結果就是說
哦,是的,很不幸是這樣子的
好吧,那就去做吧
然後我生病的時候
就說會發生在我身上嗎
然後,對,發生了
OK,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這樣講好了
我生病的時候
我自己當然會很快的好
像電影倒片這樣子
閃過很多我的生命
我那個時候的感覺是說
好吧,如果我要走的話
就走好了
我真的是接受
因為我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我覺得我有一個很…
對我自己來說
很精彩的一生
我活得很過癮
那就夠了
我覺得我一輩子很多的經驗
在教我學習怎麼樣放手
就是說機會來的時候我抓住
然後抓太久不是你的時候
你還要抓的時候
那就不堪了,就痛苦了
然後我就在學習怎麼放手
所以當我學習到怎麼放手了以後
好像…都好了
就是突然生命又打開了
所以我又多活到今天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even我這樣講
二十歲的你不會了解的
可是不要擔心
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你就會瞭解了
我的講法這樣子
我覺得一個搞藝術的人
他一定是靠自己的直覺來作自己的生命的選擇
直覺,而不是說我今天要怎麼好好的計畫說
我要好好的這樣去跳舞
跳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我join到什麼樣的東西
拿到什麼東西
拿走什麼情況之後
我才變成找珍貴的一個什麼樣
底下的一個什麼樣一個dancer
或是我羅大佑今天要拿到金曲獎最佳配樂獎
金曲獎最佳歌曲獎
我們不是這樣規劃的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靠直覺
因為Art就是靠自己的那種抽象思考
在生活,在生存
也一方面在做選擇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兩個都沒有覺得說
唉呀,死了
糟糕了,作錯選擇
這輩子毀了
至少我們沒有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直是靠自己的直覺在生活
然後一直靠自己的直覺在select
那生活本身其實就是我們最大一個selection
你要靠著生活本身的那個養分
才能回到創作本身的東西
我覺得那最直接
我們當然碰過很多
譬如說是…
像我剛剛講,譬如說考試
考醫生執照
然後又面臨一個不想再繼續唱歌
不想再繼續作曲的瓶頸這樣子
慢慢很多它會浮現的
生活不斷的在走
人要必須過活
活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到絕境的時候
自然…我那天講嘛
自然會有明天出現
假如你到絕境的時候
失戀啦,破產啦
跟朋友絕交啦
被誰出賣了啦
對一個死心塌地的一個朋友
他突然之間…
你發現他對你作一些
你覺得很不道德的事情或幹嘛
你就是…突然之間沒有希望的時候
只要你有一個明天在那邊的話
明天就是一個機會
當明天出現的時候
假如你真的是碰到一個絕境的時候
你那個機會自然會出現
那機會自然會幫你選擇
你同時掌握那個機會
但是那個機會本身也會選擇你
告訴你說時間差不多了
給你的挑戰到此結束
今天呢已經太陽升上來了
不要認為太陽一定升上來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跟大佑就是…
我們就是很感情的活在我們還有的此刻
然後明天交給明天
但是把握現在這一刻
End
原載：
台灣公共電視
羅大佑證實當年在美國考醫師執照
羅大佑1985年前往美國，這在羅大佑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頁碼。但是，多年來，關於羅大佑出走美國的原因，有多種説法。即使包括羅大佑本人也有不同的説法。
8月13日，鳳凰衛視播出的一個以羅大佑為主角的節目中，羅大佑再次承認，他在紐約考醫師執照。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關於羅大佑出走美國的各種説法：
2004年香港信報專訪：
“《明天會更好》令羅大佑蒙上“被政治利用”的責難--這首歌是音樂人在台灣光復四十周年的號召下寫成的，但沒料到年底大選時，國民黨的競選運動就以‘要一個更好的明天’爲標語。
“爲此，他離開了台灣，跑到紐約居住。1987到1996年期間，也有一部分日子在香港。他說‘八七年來香港以後，才決定我一定要做音樂人。’”
台灣《壹周刊》2002年12月26日：
“從1982年開始，羅大佑一連出了三張專輯，突然聲名大噪，那時候黑衣墨鏡成了一種標誌，變成界定 ‘羅大佑’不可分別的東西。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圖騰化的危機，1985年他遠走紐約，入了美國籍。‘如果我繼續在這個環境裏創作，更多的對我的要求、給我的壓力，那種恐懼感，大過我把什么東西都不要、從零開始的恐懼。當‘羅大佑’三個字變成那么大的符號，變成壓力，我寧可不要，否則我會變成負分’。”
張文忠《羅大佑：去自由自在的空間》《走進名人》（張文中），香港出版：
“有幾個朋友屬於“黨外”（“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即民進黨前身），彼此談得來，於是被認爲“太親‘黨外’”，寫的歌也被認爲“有較濃的政治色彩”。《亞細亞的孤兒》等幾首，有批評說是什么“抗議歌曲”什么“年輕人的代言人”，云云。“黨外”也有高要求，希望多寫一些歌曲去爭取什么什么。我越來越覺得沒有意思，處於政治的夾縫中，自己要寫的東西不是自己要寫的，變成環境和人讓你去作這作那。每個人對你的要求很多。一出名，每個人都想利用你去寫他想要你去寫的那種歌曲。在那個環境下你已經很難去寫你自己感覺到的真正的生活。很大的挫折感。我決定抽身出來。怎么做？唯一的辦法，只有離開台灣。”
中央社：
“一九八三年羅大佑在台北舉辦個人第一場演唱會，後來就慢慢淡出台灣歌壇，轉往香港發展。羅大佑說，當年他感情不順利、醫生沒做好、自己又對歌曲不滿意，所以只好離開台灣。”
聯合文學出版，羅大佑《童年》：
“我後來在醫學跟音樂當中搖擺了一陣子，因爲我不知道該怎麽決定，所以選擇了離開。1985年3月9日，我爸爸把我押上了飛機，他要我到紐約去一陣子，好好思考未來。我在紐約呆了一段時間，考醫生執照考了一半，1987年4月1日又去了香港……”
在2005年8月13日播出的鳳凰衛視的專訪中，有下面一段對話：
主持人：爲什麽要離開台灣去紐約那個時候，因爲那是你事業最好的時候啊。
羅大佑：我相信人一輩子工作，這是我後來的經驗，我相信人一輩子工作，如果說是自己工作不開心的時候，你生活是不會開心的。
主持人：當時有什麽不開心的事？
羅大佑：剛才我提到一點嘛對不對，自己做的音樂引起批評，然後，對在在在歌詞方面的東西，在音樂方面我也覺得說，我沒有找到我真正我自己覺得說真正開心的東西。第三個失戀了。那是很實際的問題。又失戀了對。第四個，那時候我姐姐已經移民到美國去了，我父親就覺得說，他看著我非常不開心，那我本來不願意在移民那個表格填字，我父親從高雄飛到臺北，把我的手壓在上面，你非走不可，你非走不可。我記得我是跟我父親從1985年3月8號，帶我到日本去，日本他很熟，然後住了4天，然後在3月13號到紐約去。日子我還記得很清楚，就是我不開心。你仁不開心的時候，你做什麽事情都不會開心的。你生活就不會開心，你就不會做對事情。
主持人：那麽就到紐約，到紐約就是一個全新的環境了。你做什麽呢到紐約以後？
羅大佑：我考執照啊，考醫師執照啊。我那時就要想放棄醫生啦，當時覺得不喜歡，做音樂假如壓力那麽大的話，那還得了，對不對。
主持人：那沒想過，台灣那邊創下的事業可能要…如果再回來可能要從頭開始。這些都沒想過，走了就走了？
羅大佑：沒關係，我是覺得人一輩子就是這樣子。後來我才發現這是個很大膽的決定，可是沒有關係，你任何東西，從頭開始嘛。我一直到下一張唱片出來，是1988年的事情。1988年10月，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大概將近4年的時間吧。
關於在紐約時期羅大佑的想法，1993年，在羅大佑和林正杰訪談中，羅大佑佑這麽一段說法：
其實我自己到了紐約以後，等於是把自己完全歸零嘛，我不管以前的羅大佑是怎麽樣一個人，大家心目中以前看到的羅大佑，人家講的，什麽年輕人的代言人，什麽抗議歌手啦，或者寫的情歌代表一種什麽樣的一種男女之間的感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我必須把歌手羅大佑，作曲家羅大佑，完全放棄，那實際上歸零。像紐約那麽大的都市，競爭那麽厲害，像他們講，可能是人吃人那樣一個地方去。使自己經過一個最大的一種孤單，孤獨，然後，去尋找真正自己到底是什麽。
我記得那時候我住在我姐姐家地下室，剛剛到紐約的時候，住在我姐姐家地下室。有一陣時間，我會在鏡子前面，就只穿一條短褲，然後身上塗滿油，面對鏡子，到底鏡子裏面的人，跟我自己，他的差別到底在哪裏？然後，鏡子裏面這個人，他想的東西，是不是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摸一樣的？那我跟他之間的差別在那裏。那個時候我在想說，沒有了，以前那個羅大佑他已經是沒有了。現在什麽樣的一個羅大佑，會在出來，我這人到底要幹什麽？
因爲我去紐約的時候，我基本上是想放棄音樂，然後從作醫生再開始。
不過，後來到曼哈頓，跟很多的藝術家住在一起，他們生活得很苦，可是他們生活的很快樂。他們可以買一些工具啊，去朋友的家裏，幫朋友，壞的窗戶，修理修理壞的床，整理整理一下，好幾個鐘頭，這樣一天就夠買幾個熱狗，漢堡，吃飽飯，晚上再去喝喝酒聊聊天，從這裡面，激發他們的藝術靈感。
談情最好賺 〈戀曲1990〉讓羅大佑 50萬入袋
羅大佑談情最好賺，一首《戀曲1990》讓他賺了50萬新元。
反倒是唱了近30年的《童年》：張艾嘉唱、劉文正唱，他也唱，卻是最“不值錢”的。
2005年4月25日聯合晚報報道
談情最好賺 〈戀曲1990〉讓羅大佑 50萬入袋
記者： 康秀金
51歲的羅大佑寫了28年的歌，數情歌《戀曲1990》最賺錢，從卡拉OK的版稅、演唱會、電影到廣告，這首歌的“吸金力”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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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談情最好賺，一首《戀曲1990》讓他賺了50萬新元。
反倒是唱了近30年的《童年》：張艾嘉唱、劉文正唱，他也唱，卻是最“不值錢”的。
他說：“《童年》太早了，以前的版權保障不夠，沒有拿到什麼版稅。”
貴為八十年代音樂教父的羅大佑，作品勇批政客、彈社會現象、罵人心，每每露骨到令人拍岸叫絕。尤其是收錄在最新專輯《美麗島》中的一首歌曲《阿輝飼了一只狗》，更成了台灣政客的話題，連新
晉立委李敖都跟他站在統一陣線，力撐他的創作沒有錯，“錯”就錯在過份侮辱了那條“狗”。
51歲的羅大佑寫了28年的歌，此躺來新為NKF義演，兩首歌曲就為病友籌得逾40萬新元善款，証明他的魅力不減。
談到1977年的處男作《閃亮的日子》至今，他說，棄醫從樂的決定是正確的。至少他讓父母看到他靠音樂也可以過得很好，收入不比醫生少。
不過，在200首作品中，令人意外的，竟然是情歌《戀曲1990》最賺錢，從卡拉OK的版稅、演唱會、電影到廣告，這首歌的“吸金力”超強，他估計至少賺了台幣1000萬元（約50萬新元）。
“我的收入都有報稅，說出來也沒有關系。”
以前，他覺得30年寫200首歌曲已經太多了，不過，他現在想增產，目標是300首歌曲。
承認有女人緣
青梅竹馬伴他41年
羅大佑承認很有女人緣，青梅竹馬陪他走了41年歲月，隨時在旁幫他、聽他傾訴。
甚至連他與兄弟之間的問題，青梅竹馬的女友也幫他出面溝通、說項。
“我跟她就好像親人那樣，不過，沒有愛情，她已經結婚了。”
羅大佑也清楚表示，不會想再結婚了。但，卻不能不談戀愛，緣分來時，他不會做“愛的逃兵”。
他說：“兩個人在一起，緣分很重要，能不能在一起、感情維持多久、分手後還會不會是朋友，都要講緣分。”
他認為，男人需要女人，這是一個不變的定律，也就是為什麼情歌永遠不死的原因。
只是，他對愛情不再如年輕時那麼激動，但，強調熱情不減。
“我還是會談戀愛，但，肯定不會為寫歌而去談戀愛。”
愛情對他來說，是寫歌的動力，像《童年》，就有暗戀的隔壁班同學影子。
他笑說：“我念小五就有兩三個暗戀的對像了。”
自爆曾同時
與2女人交往
羅大佑自爆曾同時與2個女人交往，但，他沒有“劈腿”，反而讓3人關系“透明化”。
不過，對當年的女主角身份，他謂不方便透露，因為當中有人已婚，恐給對方帶來困擾。
他說：“我對感情的基本態度就是‘honest'（誠實），不騙，跟幾個人交往都坦白承認，讓她們自己作選擇。”
所以，對最近台灣主播陳勝鴻與潘彥妃的“多P”（男有女友，女已婚）事件，他直批：“不好！”。
他認為，這種接二連三的自拍、盜拍性愛光碟事件，除了人們的道德敗壞之外，是上不正下歪所致。
那，51歲的他既然認為自己女人緣不減，會否再有“多P”經歷？
“不會，到了這個年紀，我會很小心跟異性接觸，不是怕狗仔隊拍到，是自律。”
他不想被人家說他的作品跟為人是兩個極端，只會罵人卻不懂得自我檢討，削弱了歌曲的滲透力。
洗‘黑’...摘下27年墨鏡
羅大佑洗“黑”，摘下跟了他27年的墨鏡。
八十年代，他記得首張專輯有9首歌曲因為歌詞批得太過火，被禁播。但，他不妥協，不管媒體如何要求，就是不肯拿下鼻粱上的墨鏡。白天、黑夜，室內、室外，他都架著一副墨鏡，給人憤世疾俗的感覺。
意外的是，51歲的他突然要以真面目見人，墨鏡不戴了。
他開玩笑說：“該摘下來的時候，總要摘下來，我怕歌迷懷疑我的長相，從沒看到我，他們可能會以為我去整容。”
不過，他聲明，歌曲的“火氣”還是很大，就是要罵、敢罵。
“情歌還是會寫。”他特別補上這麼一句。
接下來的一年半，羅大佑將投身籌備音樂舞台劇，從歌曲到選角一手包辦，希望2007年就可以搬上舞台。
羅大佑：音樂是心靈溝通最有力的媒體
我的人生正好經歷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樂數位轉換的出現，使無論什麽聲音都可以用電子來磨合，從此，科技改變了音樂界幾千年的景觀。我們跨越了那麽多東西，能夠活下來其實就不容易。歌手站在臺上，其實是有責任“八股”一點的，剛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兩根，也是想讓大家聽到中華民族最根源的聲音———也就是兩根弦的聲音。
創意一直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從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至今，台灣流行音樂走過了什麽樣的發展道路？
羅大佑：20世紀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拿起一把木吉他，披頭散髮，一副“披頭士”的樣子，打破傳統禮教，不穿西裝，不打領帶，赤裸上身，只有牛仔褲，那是最解放的年代。
台灣的校園民謠時代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沈積，到70年代之後，主要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大家都希望能唱自己的歌，而不是一拿起來都是西洋老歌曲、日文歌曲，於是從70年代開始，慢慢地搖滾樂、重金屬都進來了，一直到80年代，迪斯可也進來了。聲音要跟“肉”結合在一起，音樂要“跳”。90年代則是各種文化聚合在一起，21世紀我就搞不清楚了，但創意一直是這些年來台灣樂壇最重要的。
尋找久遠的認同感
新京報：你即將在北京開的演唱會起名爲“之乎者也”，跟你1982年首張專輯同名，似乎有把觀衆的視線引回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
羅大佑：1982年我的首張專輯叫《之乎者也》，是對當時封建、八股的反諷，所以我會唱《鹿港小鎮》這些歌曲，爲的是讓風氣開放一點。可現在是充斥著電腦、手機的時代，當時代把我們強烈地往前推的時候，我們總感覺有點失落，就像我說過的：“這是一個科技的年代，所以我們要找回人性。”電腦、手機用得越多，你的神經越被孤立掉，最好的網站也會讓你迷失。
儘管“之乎者也”這四個字我們不會再用，但這時候走回裏頭，我們總能找到一種久遠的認同感，我們應該尋回自己的根。人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你不覺得這古銅色的四個字在21世紀散發出新的光芒嗎？
新京報：這樣會不會顯得有些說教，你有沒有考慮過當前內地年輕人和台灣樂迷對音樂需求的不同？你的《現象七十二變》今年初被選入上海中學生愛國主義曲目，對自己的流行音樂進入教科書的行列，你有何感想？
羅大佑：我不怕說教，我的年紀隨著時間不同，觀衆也會不一樣，在時間的轉換裏找到一種認同感是最重要的。有人說，我說的比唱的多，那無所謂，因爲也是一種溝通。兩年半後我重回北京，我知道這個都市的氣質對我是種考驗，但我有備而來。至於《現象七十二變》入選的事，我到現在都沒反應過來。現在我已經不能回到過去那種心情，給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寫歌了，我只相信，音樂是人與人心靈溝通最有力的媒體，音樂之外我還沒找到更好的。
音樂被過分製作了
新京報：你寫歌30多年，用你的眼光來看，現在台灣樂壇與以前相比，主要問題是什麽？
羅大佑：以前是大家“拷”不到李宗盛、羅大佑音樂的問題，現在是CD太多，找不到音樂的問題，音樂被過分製作了。
我的人生正好經歷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樂數位轉換的出現，使無論什麽聲音都可以用電子來磨合，從此，科技改變了音樂界幾千年的景觀。我們跨越了那麽多東西，能夠活下來其實就不容易。歌手站在臺上，其實是有責任“八股”一點的，剛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兩根，也是想讓大家聽到中華民族最根源的聲音———也就是兩根弦的聲音。
這個時代替換太快，全世界的流行歌曲，沒有一首的迴圈是超過一兩年的；手機一年左右完全更新了，功能更多、畫面更大。我們受到的刺激太多，現在的小孩子，如果要讓他們開心，還不如買一個好的電動玩具給他們。但我還是一路在寫歌，我知道寫歌30多年會有多辛苦，但我有責任感，不能背叛自己的熱情，背叛公衆對自己的期望，這樣我寧願不去照顧年輕一代的樂迷。你知道寫歌從20世紀寫到21世紀有多困難嗎，前段時間連戰、宋楚瑜不是訪大陸嗎，他們等了50多年。
剛才有人送我生日禮物：1954年的《人民日報》，頭版消息是“東北大麥高粱的産量特別好”，下面一小塊“閩江匪幫”正在如何如何，隔了51年台灣和內地終於不用這種方式對抗了，真是一大進步。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
新京報：你到現在都自認爲是“鬥士”，你對台灣的現實不滿，並在音樂創作上注重社會責任感，你在樂壇有多少這樣的同行者？
羅大佑：其實我一直很緊張，面對大家時，話要說對，唱歌的時候不能走調；但又不能只講話，還得有些表演。我對自己的嗓子沒法要求，最重要的是對自己、對自己音樂裏的感情有所交代。我對台灣的社會現實一直不滿，也等於我一直對自己不滿。陶喆和周傑倫的音樂都不錯，香港由於語言的關係，還沒發現很多我的同行者。音樂人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聲音，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有不同的偶像，播放音樂的載體也不一樣，這是可喜的，最怕是一個時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新京報：你一直懷著社會責任感、有意拓展歌曲的思想性，但流行音樂自身的局限性會不會阻礙你的創作往深度去發展？
羅大佑：流行音樂一定有局限性，如果不是大街小巷在唱，媒體在不停播放，感覺就不叫流行。
但重要的是音樂沒有局限性，從人呱呱落地，“呱呱”的啼哭聲就是音樂，而人死了之後，會有送終的喪禮音樂，因此，音樂會一直陪伴我們一生。
新京報：你前段時間到內地采風，對於你或者你的同行將來的路該怎麽走，你如何看待？
羅大佑：這年頭采風已經不太可能了，我給你講一個笑話，有一次我在山上走了四個鐘頭，忽然聽到一段音樂，我感覺：“哇太棒了，真正的民歌！”上前一看，才發現是電視的主題曲。我相信音樂是來自土地的，因爲人本身就來自土地，雖然早一點的說法是，人是從海裏爬出來的，但從海裏爬出來以後也要著陸了才能成長。
現代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需要多沾染點土地的氣息。1993年我去過一個音樂研究所，看到他們搜集了龐大的民族資産，那就是一個民族所需要找的最好的東西。我一直認爲人不是走向“饒舌”的，我指的是像爵士樂、古典音樂等大家不熟悉的東西，而是要回到根源上去。我希望我們寫的歌，不需要區分哪個階段，就像我們聽到賀綠汀寫的《天涯歌女》時，不會覺得這首歌是屬於哪個年代的，因爲它已經是整個民族的一部分。
采寫/本報記者 張璐詩
來源：新京報
羅大佑談“原鄉”
1992年，羅大佑和他的朋友，擅長街頭抗議的“黨外人士”林正傑作了一個談話節目，這個節目之後以卡帶的形式面世。
這個談話涉及了多個層面的問題，其中一部分就是“原鄉”的問題。這盒卡帶發行的時候，也正好是羅大佑專輯《原鄉》面世不久。
林正傑當時已經同羅大佑另外一個好友，歌手楊祖珺離婚，同時也不是民進党的成員了，他自己在這盒卡帶中自稱爲另外一種“黨外”。[這部分內容本站將另行詳述]
林正傑在訪談中說：“大佑，台灣很多人都不曉得，你是客家人…”
羅大佑：“我是客家人，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福建人。我在我父親這裏算是第五代，廣東梅縣第五代。然後，母親這邊是福建漳州龍溪縣的第六代。所以，基本上是客家人跟福建人，來到台灣以後，一個同化體。”
林正傑：“所以一個移民社會，再過幾代，大家爺實在分不出來。”
羅大佑：“對。其實，一直很少人用移民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整個發展的意識，因爲，大家都在政治啊，黨派啊，在各方各面在爭事情。可是，很少人想到，除了山地同胞之外呢，根本其他的人百分之百都是移民過來的，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台灣的歷史其實根本就是一部移民史，300多年的一部移民史。台灣的整個歷史，就是很多不同的政權，不同的國家，侵入到這個台島上面去。然後，它一直沒有一個明顯的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制度，一個很清楚的一個遊戲規則。大家應該知道說，台灣應該玩的是個什麽樣的遊戲規則，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健全的制度。因爲它的規則一直不斷的在變。所以我想，到今天社會上大家會覺得很亂的原因，跟台灣的發展歷史很有關係。那每一個政權進入台灣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它們自己的統治方式，它們的思考方式，它們對台灣這個殖民地，或是在、在日本人手裏它是個殖民地，在鄭成功的時候，是個反清複明的根據地，在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它是一個反共基地。每一個政權近來以後都有一個它要做的事情，然後，最後，就到了今天的台灣，終於有了五千年來的第一個反對黨，到今天有七十多個政黨的局面。”
林正傑：“在一個移民社會，既然成爲移民社會，它就有一個它的原鄉。那麽，它跟它的原鄉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痛苦掙扎。那，一個移民社會有它自己爲自己存在的理由。它也要回饋到它原來的原鄉去。像以前的福建人廣東人到東南亞移民，再賺錢回去。所以這種對原鄉的這種情感跟回饋，今天在台灣，其實還是有這種情況。”
林正傑：“其實我也曾回父親出生的地方東山島，其實也會有感覺，但跟我回到我出生的雲林，感覺又是不同了，就是說，我跟這裏有淵源，沒有那麽直接，可是也是覺得有淵源，我會覺得說，台灣是我的故鄉，那大陸呢，整個中國大陸是一種母體。會有這種感覺。那就是說在台灣，多數人是有這種很自然的情感。近年來，兩岸開放以後，台灣多數的外省人，你現在問他哪里人，他會很自然地說我是台灣人(羅大佑插話：對！)，這個時候台灣本身的主體就顯現了。所以這個省籍的問題，在台灣來講，現在社會上本來應該是到了一個融合的時候了。那這幾年政治上有些人是把這個省籍當作一個訴求，當作鬥爭，然後像基督山恩仇記，出頭天，我要開始要報復了，(羅大佑：對)。那其實人們應該瞭解對方的感情，就像一個台灣人到美國，那他想台灣，站在一個台灣本位的立場，那他很愛台灣，就像一個外省人，從大陸到台灣，像我們父親，他那一代才過來的，他很想念大陸，就有人不能夠忍受。就是說，那你乾脆回大陸住好了，你不是台灣人，你是吳三桂，出賣台灣人，這種字眼就會跑出來。人跟人其實是要瞭解對方的感情的，這蠻重要的。人可以愛很多東西，你可以愛台灣也同時愛中國。我覺得就是說，像香港這個地方，我去了幾次，我也很愛香港。作爲一個台灣人，我覺得愛台灣是必然的，不必一天到晚去責問別人，你到底愛不愛台灣，其實沒有一個人不愛台灣。問題就是說，愛到最高點，是不是只有台灣。”
羅大佑：“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哦，我有幾次在香港的媒體，我是講得不客氣。香港人，叫那些剛剛從大陸到香港的人，叫‘阿菜’，‘阿菜’的意思氣是有一點點歧視的味道，老土的意思。衣服一看就是那種完全不入時的那種人。那我的講法是這樣，你假如你自己不是‘阿菜’的話，你爸爸會是‘阿菜’，你爸爸不是‘阿菜’的話，你爸爸一定是‘阿菜’的子孫嘛，每個人你到香港一定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嘛。這個之間唯一的分別就只有一個時間先後的問題。所以，你來香港很久的人，去笑一些新來的人，這心態是比較有問題的。”
林正傑：“在台灣也有這種事情，再台灣有個立法委員他講說，外省人都是光著屁股島台灣來的。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那也許你的祖先也是光屁股來的。”
羅大佑：“那其實我們現在要談的就是一種，人是不是要放棄那種先入爲主的觀念，那種先入爲主的觀念假如說太堅持的話，就會是對別人的一種歧視。假如我們在講說，今天，主張台獨的人，他在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或者外省豬啊，外省狗啊，以前佑這樣子稱呼的，中國人是很喜歡去製造這種名詞出來的。那我們在想說，我們到了白種人社會裏面，基本上白種人士歧視黃種人的，可以感覺到的。那你覺得是白種人在歧視黃種人，那你黃種人又去歧視其他的人種，黑種人，甚至是同種人，只是比你晚來幾代，這本身是對自己的一種很大的污辱。”
羅大佑：“有名的一個例子嘛。在台灣早期，100多年前的漳泉鬥，漳州人跟泉州人之間的鬥爭嘛。有個故事還蠻有名的，就是，那時候漳州人跟泉州人蠻厲害的，然後漳州人分一派泉州人分一派，他們背景不一樣，槍也不一樣。有一次在芝山岩，在臺北芝山岩這個地方，漳州人跟泉州人就幹開了。幹開了以後，死了幾百個人，那，後來因爲也分不出來了，分不出來誰是漳州人誰是泉州人，因爲死掉的人看起來都是一樣，外表啊，又是黃皮膚，基本上南方的福建人長的都是差不多的嘛。死掉以後分不清誰是漳州人睡是泉州人，因爲穿著個方面都差不多。所以把所有的屍體都埋在一起，這屍體就叫做…我自己看到這三個字的時候，我突然有個毛骨悚然的那種感覺，他那個名字叫‘同歸所’。就是你當初呢，離鄉背井，爲了逃避政治、災難，或是天災人禍啦，或是要找更好的地方。你渡過黑水溝——那時候的台灣海峽，好不容易到了台灣從頭做起，開始重整家園，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做起，慢慢慢慢，開始有一些東西，然後，這些人他們都是來自福建，雖然來自縣不一樣，可是因爲小小不一樣的距離，再台灣就幹開了。”
羅大佑上述有關漳泉鬥的故事，在較早前出版的歌曲《原鄉II》中，有了直接的敍述，並在歌詞頁上作了注解。在這盒錄音帶中，羅大佑講完這段，就播放了這首歌。
實際上，一向自稱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羅大佑對於原鄉專輯以及原鄉本身的課題，也可以從台灣樂評人翁嘉鳴的一段敍述中看出來。
翁嘉鳴在《從羅大佑到崔健》一書中說，專輯《原鄉》“以具歷史感地勾勒出台灣的過去、現在及展望未來。”但是，翁嘉鳴指出，《原鄉》專輯說呈現的意識形態是朦朧的、搖擺的、不統、不獨的。“《動亂》一曲最能表徵他個人此時的心境：末世的最後光景，像我流浪的心情。命運將我們如此貼緊，要我們彼此抓緊，不想要行不行？”
根據翁嘉鳴的注釋，羅大佑在1992年(也就是上述錄音帶談話的同年)，曾撰寫了兩萬多字長文，回應翁嘉鳴的這篇文字。
根據本站三年前的分析，實際上，羅大佑在創作中，對故鄉/原鄉的概念，對統獨的意識，是有著清晰的脈絡的。從最早的《將進酒》裏長江和故土的描述，《鄉愁四韻》對大陸的思念，到了專輯《家》(《吾鄉印象》)和單曲《故鄉》把“故鄉”的概念從大陸轉移到了台灣，一直到《原鄉》，把大陸從故鄉變成了原鄉。這顯然表現出羅大佑本身對兩岸之間的觀念10多年來的重大變化。[注1]
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原鄉專輯中，每一首歌都有一個英文名字，其中“原鄉”的譯文是“HomeTown”，而在之前專輯中的《吾鄉印象》則翻譯成“The Impression Of My Country”，可是到了單曲《故鄉》又翻譯成“HomeTown”了。
不過，羅大佑曾經在接受日本作家平野久美子專訪的時候，談到了他對這些課題的想法，那是在1995年。
根據平野久美子的記載，羅大佑說：“我實在無法像外省人一樣，把大陸視爲祖國。所謂的祖國是指我們應該回去的國家，但是我對中國大陸絲毫沒有那種想法。”
但是，當問及他是否認爲自己是台灣人，平野久美子援引羅大佑說：“不，應該還是中國人吧！但是，我是沒有國籍的中國人。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憑你屬於哪一個國家來做評價吧！”
平野久美子寫道：“羅大佑的父母是接受日本殖民地時代的教育，即使到現在，他們仍習慣用日語來思考，和戰前的日本人一樣講究禮儀和道德。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羅大佑，經常意識到自己從小就一直受中國和日本的影響。每次想到自己的出身背景，便無法忽視自己和中國的關係，以及和日本的關係。”
羅大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對於祖國、故鄉、原鄉的概念演變雖然有著清晰的脈絡，但是他的混亂也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羅大佑對台灣的族群撕裂有著很大的不滿，但是，最近一年來，他的言論和作品顯示，羅大佑似乎也越來越激烈。甚至在不止一個的作品中毫不忌諱地使用“南台灣”這樣的歌詞。
羅大佑在同林正傑的談話中說：“很不幸的是，很多人利用這些不一樣的地方，使跟人之間製造更多的相異點，分化人跟人之間的資源……這可能會造成自相殘殺。”
他說：“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地方，但大家可能會葬在同一個墳墓裏，造成一個更大的同歸所的話，那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緣分。”
注：在這盒名爲《羅大佑/林正傑：說唱中國》的磁帶中，羅大佑還談及了很多問題，本站會繼續以述評的形式介紹給各位網友。
羅大佑：我是天生革命分子
本月，新加坡舉行了盛大的年度慈善演出，羅大佑首次出席這場演出活動，並在演出中演唱了《童年》和《戀曲1990》。在新加坡期間，羅大佑接受了當地華文報紙《聯合早報》的專訪。聯合早報於4月17日刊出了報道。根據刊出的報道，羅大佑在專訪中涉及了音樂、政治和愛情等課題。
這篇報道寫道：以他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在訪問之前，難免想象他會有一種距離感。不過，我們在全國腎臟基金會的安排下，走進她的圖書館訪問時，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近十歲的羅大佑，很輕鬆地用一句話打破距離感。他說：“在這裏作訪問，我們可以比較有氣質。”
聯合早報記者寫道，在網上瀏覽羅大佑的資料，多數是他近年在中國的活動與訪問稿。許多記者都在稿上提“我是聽羅大佑的歌長大的，我……”接下來的文字流露無限的崇拜、仰慕、欽敬……
對此，羅大佑表示“沒什麽”。然後說：“有時候我也搭搭地鐵，跟平常人擠擠地鐵，很多藝人都必須犧牲這種幸福。可是我會走進人群裏，我比較當自己是寫歌的人，如果我不走進人群裏，我比較當自己詩寫歌的人，如果我不在人群裏，我怎麽跟人群互動？”
至於所寫的歌感動一代人，如今回頭首首都是經典，他淡淡地說：“這是我的工作。”然後補充：“你可以說有成就感。”
對於新專輯《美麗島》在銷售榜上顯示出不復當年之勇，羅大佑聳聳肩說，他從來不在乎銷量。至於這張唱片，他表示有信心會細水長流。“當然啦！我花那麽多時間去做的。”
對於唱片不及今天的偶像作品暢銷，他笑了出來：“那個年代喜歡羅大佑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現在的年輕人當然要喜歡陶喆，如果喜歡羅大佑那還得了。就像70年代聽劉家昌，60年代聽姚敏，40年代聽京劇一樣的道理。”
羅大佑說：“我已經50歲了，我要找50歲該寫的歌，所以不要希望我再寫以前的東西。羅大佑進步了，所以他們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進步。”
他說，不管你把當前的處境稱爲瓶頸、危機，或是否把他稱爲該受保護的品快要絕種的動物，那都是他音樂生涯的必經階段，除否他從此不唱了。
“我已經很幸運，可以寫歌30年。我現在不像出唱片，我的唱片像是我的名片，它代表我，代表一種寫歌的熱情、人格、信念。”
談到羅大佑是否會選一下其他音樂的代表人物，羅大佑表示不會。
他說：“我一定不選這種事情。我從來不去批評別人的歌曲，不管是好或是壞。有時候可以粗略地講，但是我不會講我喜歡或是不喜歡。因爲我認爲主觀的創作需要客觀的欣賞，音樂不是比較的性質，不像運動在乎輸贏，不像是撐杆跳，一個跳5米23的人就輸給5米24的。”
對於當年說F4的一些合唱部分是找人代唱的，羅大佑表示不後悔講真話：“因爲那是事實。沒辦法，我是天生的革命分子。”
談到台灣政治，羅大佑表示認爲，台灣退步了。陳水扁如果能憑莫名其妙的兩顆子彈坐穩總統位置，那社會又怎能不退步呢？
他也伸出手同聯合早報記者握手：“我代表我們的外交部長陳唐山跟你道歉”。羅大佑指的是，去年陳唐山的LP說。
對於當年的聲嘶力竭，似乎無力于推動社會進步，羅大佑說：“無所謂白白憤怒這回事請，憤怒是一種感情，就像父母爲什麽對孩子憤怒，那是一種關懷。”
聯合早報記者寫道，80年代台灣實施政治戒嚴，羅大佑像炸彈炸出人們的心聲。今天台灣人人都在發表自己的意見，羅大佑可會感覺自己淹沒在一堆口水的浪潮之中？
他說：“講話，要看你有沒有講對話、講的話有沒有意義，也就是講話的品質。我覺得人們還是不敢罵該罵的人，即使罵也罵得不夠有力。”
關於他被歸爲藍營的統派分子，他說：“其實我是和派，搞音樂的人都不要打仗嘛！當然就是統派。如果今天的中國比過去更專制更保守，我講這樣的話當然不對，可是你看到台灣政府昧著良心做事……”
聯合早報記者寫道，有人說他敢罵台灣，卻未必敢罵中國，因爲那裏的市場比較大。他敢不敢罵中國呢？“聽了我(聯合早報記者洪銘鏵)的‘挑戰’，”他說：“那要看他有什麽該罵？如果人家一直都在進步，你要罵他什麽？”
他表示，如果政治人物都把工作做好，那人們就沒事情做了。“每天都有葬禮舉行，都有嬰兒誕生，這只是人類的軌迹。”
聯合早報還報道說，羅大佑親口承認，他現在正在談戀愛，只是對方的一切都保密。但他表示，不會再結婚。
羅大佑訪談 : 羅大佑接受亞洲週刊的專訪
最近，羅大佑在台北接受了亞洲週刊的專訪，以下是摘要﹕
創作中斷了近十年，期間你有什麼省思﹖
我的生活有比較大的改變，父親九八年在美國過世，我感悟滿深的，畢竟你覺得自己以為永遠不會消失的人過去了，那時候我人在紐約，生活有些失調，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他的創作一定要從自己的生活出來，因為這東西假不了，你不能去一趟歐洲回來，就有很多創作出來，不會那麼快。一個創作階段的大改變，起碼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你是說時間對你創作有很大影響﹖
是的，九七的時候我本來要出唱片，後來我發現時間還不到，之後我父親過世，家裡也發生財產的紛爭，對我打擊很大，但我相信我父親過世後，我人格更獨立、思考更周延，覺得要更靠自己，不能使自己的家庭蒙羞。
你創作的目的是什麼﹖
表達我心中的想法，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假如我活著是真的活過的話，我的職業是寫歌，我可以把生活裡活過的事情不斷寫下來A戌雪P情的旋律在裡面，我就沒有白活。如果嘴巴上講「愛台灣」，但實際上做的是害台灣的事，我覺得他們是白活嘛﹗他們是在害人，自己騙人還拉著別人一起騙。
對你來講，創作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生活。我是巨蟹座的，生活很單調，喜歡待在家裡空思夢想，我是用自己的語言跟自己講話，語言有鬆有緊，慢慢講出一個旋律出來。
你期望自己的歌曲對紛擾的台灣社會起什麼作用﹖
我覺得根本不能期望起什麼作用。我很納悶明明是對的事，卻很少人敢講真話。以搭計程車來講，有很多人都有過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跟司機發生爭辯的經驗，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計程車上都不太敢講話。十九世紀的林肯說過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台灣反而生活在恐懼當中。我父親從小就告訴我要小心政治，他經歷過日本殖民時代，也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所以才會講這樣的話。假如我們現在還要跟小孩講「要小心政治」，那我們是活在什麼世代裡面﹖我們自稱民主自由、跟共產黨不一樣，但我們現在過得比共產黨還爛﹗
雖然如此，我並不覺得無能為力，只要我能寫歌，就有能為力。為什麼要失望﹖失望是短暫的，毛澤東的《毛語錄》多厲害，幾億冊賣掉，現在誰還看《毛語錄》﹖十年而已，一下全部被丟掉了。姚敏寫的《情人的眼淚》，五十多年了，沒有用歌本寫下來，大家記在腦海裡，現在還在唱，所以我相信文化的力量絕對比政治更大。
《美麗島》這張新專輯有什麼突破﹖
我對人的觀察。因為我在紐約、香港、北京都住過，我從東西方比較兩個世界，或是從國際的角度看自己創作本身在中文的位置在哪裡。很幸運的是，在經過一個新的千年以後，我又找到一個新的環境、新的自己，還可以再面對很大的政治紛爭，整個世界在SARS、美伊戰爭後，還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創作的元素，鞭策我繼續創作。
你涉入政治，不擔心影響唱片的銷路嗎﹖
我比較把自己看作一個創作者，而不是歌手，我大部分時間在觀察趨勢、觀察社會，對我來講，創作是比唱歌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覺得我在影藝圈。為什麼我這種人站在反對力量這邊﹖因為我的工作不是做官，是寫歌，寫歌可不是寫給毛澤東的歌、也不是歌頌革命的歌曲，我們寫的是生活的點點滴滴，下一代要不要更好，像《未來的主人翁》、《之乎者也》、《亞細亞的孤兒》，我寫的是台灣這塊土地繼續延伸下去的生命。
可是，你看到現在執政黨是要讓你的兒女、子孫往騙的方向走，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以後台灣的價值觀會變成只要騙得過就行了，我們可以容許台灣人變成這個樣子嗎﹖台灣一千三百萬選民等了四年，是要選他們的元首、副元首，陳水扁這次做了示範後，以後誰要執政，太容易了，就看選舉前一天發生什麼事就行了。下一次如果民進黨覺得快選不上，還有別的招數，也許就在台灣外海弄一顆沒有爆炸的飛彈，再賴給中共，結果又是他當選。你說這是不是國際笑話﹖
你不怕綠營抵制你的唱片﹖
我怕就不會錄了。民進黨最會運用的是當你跟什麼人掛鹇的時候，去搞你的電視公司、搞你的唱片公司、搞你的金主，你就活不下去了。我沒有這個問題，這就是一個人獨立的好處。像我這次出唱片，我用獨立發行，資金是我跟朋友借的，只要不會牽涉到別人的話，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怎麼看台灣社會藍綠對立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政府刻意操弄的結果，藍就是國民黨，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二二八的元兇了﹖我羅大佑什麼時候變成國民黨﹖侯孝賢什麼時候是國民黨﹖施明德什麼時候是國民黨﹖沒有﹗都是被劃分你不是綠就是藍，這是民進黨分化我們，不讓我們把它趕下來的方式，大家不要上這個當﹗就像毛澤東當年搞左派、右派一樣，共產黨是左，所以你變成右的時候，一定輸﹗
現在台灣有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現象，你會不會憂心﹖
我覺得是非很重要。我們現在談釋憲、經濟法、交通法等，可是最重要是自然法，你有沒有合乎人性的法則去執政、管理一個公司、交朋友﹖自然的法則就是共生，你不覺得劃分藍綠就不是共生，而是在製造對立。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以後，我們才要進到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嗎﹖我們退步了多少年﹖
對於台灣的未來，你是樂觀還是悲觀﹖
我很樂觀，我覺得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對整個世界我也覺得是樂觀的，因為經過伊拉克戰爭以後，全世界都有一個體會，就是戰爭規模再小，但由於科技、經貿、媒體的關係，一定會把全世界都捲進去。
全世界要有一個體認，就是和平優先，你再怎麼意見不同，還是要用協商方式來解決問題，絕不能靠打仗來解決問題。全世界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共識，美伊戰爭會搞得灰頭土臉，就是因為美國不顧這個共生體的自然規則去打這場戰爭。
你怎麼看民進黨的「去中國化」主張﹖
陳水扁四年沒有什麼「政績」，只有兩個，一是「去中國化」，二是「本土化」。但我看陳水扁還是用筷子吃飯，如果他明天就不用筷子，我就說他去中國化去得好。去中國化如果只是要從政治意義著手，是沒有意義的，大家都知道中國跟台灣的差別在哪裡，所以你要去掉文化那一塊才有實質的意義﹔陳水扁現在講話是不是講中文﹖中文當然是中國文字，他一樣用中文寫字。
本土化，我敢講一點，市井小民的聲音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民進黨從九四年開始茁壯以後，沒有一首台語歌可以持續十年的，一首都沒有。《春天的花蕊》雖已不錯，但我看它不會超過十年。八六年的《愛拚才會贏》、九零年林強的《向前走》、陳小雲的《舞女》等，都不是民進黨執政下的產物。我作為音樂人，覺得民進黨執政以後，有生命力的台語歌一首都沒有，它的東西完全是以政治為終極目標，完全是政治指向的東西，完全是分化人民的東西，而沒有政黨本身提倡有文化氣息的東西。它所有力氣都放在掌權、控權上面，那就跟毛澤東一樣，他搞了一個大革命，他有沒有建設什麼文化出來﹖沒有﹗他去除的東西做得淋漓盡致，建立的東西是零。
前陣子你放棄了美國國籍，能不能談談當時的心情﹖
當美國要台灣出兵，台灣就出兵去伊拉克的時候，一定會引起台海兩岸高度的緊張，意思台灣兵就變成美國兵了，很可怕的。我覺得做美國公民跟台灣人之間很尷尬，我寧可不要美國護照，做一個藝術家，我覺得我應該有立場，假如我要面對生命、面對中國大陸，我的人格必須有一致性。但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兩個沒有衝突。我覺得反而是陳水扁去搞什麼愛台灣，把中共當作死敵，是很愚蠢的。
在演藝圈闖蕩幾十年，你學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做醫生跟音樂創作很像，都要面對生命，醫生最重要是診斷，在沒有診斷前你不能下藥方，做醫生花了那麼大力氣，最重要是要講真話，因為病人的生命在你手裡，醫生面對病人有絕對的權威，病人對醫生絕對低調，就像政府對人民一樣，人民絕對低調。在演藝圈我學到的是講真話有多難，而且要面對所有人的挑戰、威脅。我那天在電視前講「騙子下台」，我的朋友還替我捏一把冷汗，對我來講，這很自然，有什麼好冒冷汗的﹖做台灣人要有志氣，如果人不敢講真話，還有什麼志氣﹖游錫劏還說要打上海、還喊台灣獨立﹖算了﹗連真話都不敢講，你敢打它﹖它沒打你就已經不錯了。
回顧前半輩子的生命，你有沒有什麼遺憾﹖
我覺得可以講一些話、自己歌被人喜歡的話，我就沒有遺憾了。我的音樂是從生活出來，如果能真實面對生活的話，能跟別人產生共鳴，就沒有遺憾。就像我寫《童年》一樣，你的童年跟我的童年一定不一樣，但裡面一定有一點類似，就會有共鳴。■
羅大佑出專輯後接受時報周刊專訪
羅大佑 雜交不亂愛
羅大佑出片了！這樣的訊息隔了10年，在影劇圈會造成什麼樣的轟動？這段日子來他在政治上造成的種種話題，從撕護照到大陸演唱會上說：「I am chinese！」羅大佑10年後出專輯，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報導／周湘琦
記得數年前訪問哈林（庾澄慶）時，他就曾提到羅大佑，他說：「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再出片，如果出片，那就可怕了，我們又累了。」意思是羅大佑總是會帶給音樂界一股震撼，而這股震撼足以影響整個樂壇。
羅大佑聽了這樣的說法，哈哈笑了幾聲，然後說：「所以我10年才出1張專輯。」至於這張專輯跟過往有什麼不同？羅大佑並沒有在音樂上有多大突破等地方上大書特書，而是以「慎重」來形容這張專輯與過往的差異，「其實這10年來，我都在陸續製作這張專輯，像〈阿輝仔飼著一隻狗〉這首歌，是我在3、4年前就寫好的，現在聽起來仍然不會錯，這就是謹慎，不因時間而讓人覺得過時或錯置。」
在這個「懷疑主義」當道的時代，羅大佑的許多行徑，都讓人懷疑，懷疑他剪護照是作秀，是在替自己將要進入的政壇鋪路，懷疑他除了美國護照還有別國的護照，羅大佑說：「很多事情可以在中間，但有些事情不能，人不能什麼都要。」因為不滿美國對伊拉克開戰與台灣派兵赴伊的爭議，羅大佑不僅在演唱會上剪爛美國護照，事後並繳回AIT註銷；他認為中華民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卻在美國干涉下失去了最重要的自主，「這種情況下，我不能站在中間，一定要選擇。」他表示，除了香港的居留證和中華民國護照外，再也沒有其他國家的護照了。
羅大佑:「承認吧，人本來就是雜交的動物」
說羅大佑是個政治狂並不為過，就算談他的音樂，也甩不掉這樣的話題。在台灣，像他這樣敢高談闊論，並且將之放入作品的音樂人，不但空前，至今也還是絕後。
報導／周湘琦
從訪問一開始，羅大佑就擺出一副「放馬過來吧」的態勢，不怕談論任何禁忌的話題；他說到沈富雄是民進黨僅存的良知，但現在也被扭曲變成「不說謊，但可以選擇不說」的消極態度。羅大佑的這番評論，還只能算羽量級的談論，有些話他說完之後笑著告訴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寫，你最好問過你們總編輯。」考量的不是他會不會怎麼樣，是他敢說，但不知道你能不能寫，尺度已寬到這種地步，教人還有什麼話好說。
好不容易制止羅大佑的政治評論，從「20、30、40到50的憤怒」，轉到他的愛情，他卻語出驚人地說：「承認吧，人本來就是雜交的動物，怎麼可能一生只跟同一個伴侶做愛？你去問問，不可能有人真能做到。」我的媽呀，我實在忍不住想仰天長嘯，羅大佑的不受控制，實在太出人意表。
「我這樣說好了，婚姻這樣的約束不適合我，婚姻是必須要有規律的，而我的生活完全沒有規律可言。我可能晚上12點開始做音樂，這一做可能就做到第二天下午2點，然後我才去睡覺，睡到傍晚起床，然後吃點東西、聽聽音樂之類的，誰能跟我共同去過這樣的生活？」如果，找一個一樣是做音樂的伴侶，兩人可以一起做音樂、一起睡覺、一起起床吃東西、聽音樂呢？羅大佑大笑：「我告訴你，你永遠不可能找到這樣的人。」
「婚姻真的很不適合人類，你看有多少結婚幾十年的夫妻，平常沒話好說，一說話就吵架，為什麼？因為無聊嘛，無聊所以只好吵架。」在羅大佑的經驗法則與觀念中，男人跟女人都應該一樣自由，一樣不該被要求一生只有一個伴侶，「當然重點是，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這樣才不會亂。」
這真的很深奧，如何沒有規律、不只忠於一個人，但不會亂？想破我的豬頭也想不通，看來跟羅大佑的愛情觀，實在是談不下去了，不如還是聽他的音樂吧，至少在那音樂世界裡的羅大佑，比較清楚，也比較簡單。
羅大佑:「承認吧，人本來就是雜交的動物」
說羅大佑是個政治狂並不為過，就算談他的音樂，也甩不掉這樣的話題。在台灣，像他這樣敢高談闊論，並且將之放入作品的音樂人，不但空前，至今也還是絕後。
報導／周湘琦
從訪問一開始，羅大佑就擺出一副「放馬過來吧」的態勢，不怕談論任何禁忌的話題；他說到沈富雄是民進黨僅存的良知，但現在也被扭曲變成「不說謊，但可以選擇不說」的消極態度。羅大佑的這番評論，還只能算羽量級的談論，有些話他說完之後笑著告訴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寫，你最好問過你們總編輯。」考量的不是他會不會怎麼樣，是他敢說，但不知道你能不能寫，尺度已寬到這種地步，教人還有什麼話好說。
好不容易制止羅大佑的政治評論，從「20、30、40到50的憤怒」，轉到他的愛情，他卻語出驚人地說：「承認吧，人本來就是雜交的動物，怎麼可能一生只跟同一個伴侶做愛？你去問問，不可能有人真能做到。」我的媽呀，我實在忍不住想仰天長嘯，羅大佑的不受控制，實在太出人意表。
「我這樣說好了，婚姻這樣的約束不適合我，婚姻是必須要有規律的，而我的生活完全沒有規律可言。我可能晚上12點開始做音樂，這一做可能就做到第二天下午2點，然後我才去睡覺，睡到傍晚起床，然後吃點東西、聽聽音樂之類的，誰能跟我共同去過這樣的生活？」如果，找一個一樣是做音樂的伴侶，兩人可以一起做音樂、一起睡覺、一起起床吃東西、聽音樂呢？羅大佑大笑：「我告訴你，你永遠不可能找到這樣的人。」
「婚姻真的很不適合人類，你看有多少結婚幾十年的夫妻，平常沒話好說，一說話就吵架，為什麼？因為無聊嘛，無聊所以只好吵架。」在羅大佑的經驗法則與觀念中，男人跟女人都應該一樣自由，一樣不該被要求一生只有一個伴侶，「當然重點是，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這樣才不會亂。」
這真的很深奧，如何沒有規律、不只忠於一個人，但不會亂？想破我的豬頭也想不通，看來跟羅大佑的愛情觀，實在是談不下去了，不如還是聽他的音樂吧，至少在那音樂世界裡的羅大佑，比較清楚，也比較簡單。
參選？羅大佑：「絕對不會」
報導／周湘琦
會不會出來參選？羅大佑很堅決地說：「絕對不會。」他認為只有音樂是永遠的，「你看看《毛語錄》，在毛澤東的時代，大陸10億人人手一冊，可是現在呢？毛澤東死後經過10年，現在還剩多少《毛語錄》？沒有了啦。」他拍著大腿，很得意地說：「只有音樂是屬於人民的，經得起考驗的音樂，人們永遠不會遺忘。」
不怪羅大佑的得意與驕傲，他的許多大作，至今仍令人難忘；從民歌式的〈閃亮的日子〉、〈風兒輕輕吹〉、〈童年〉、〈戀曲1980〉等；雋永情歌如〈是否〉、〈野百合也有春天〉、〈歌〉、〈海上花〉、〈滾滾紅塵〉；批判的〈亞細亞的孤兒〉、〈鹿港小鎮〉、〈愛人同志〉等，說真格的，羅大佑流傳至今的作品還真是族繁不及備載，他不驕傲，誰驕傲？
當然，在羅大佑過往的專輯中，每一張都免不了有對時代的批判，即使經過10 年，對他來說，此時的環境與情況，正是進行批判的好時機。於是羅大佑一面訴說著對時代、環境的憤怒，期待他的音樂能提醒所有人應該要有所反省。他認為，音樂是用來治療時代的病態與創傷，一如他的本行，醫師就是要治病；另一方面卻又不可否認，正是要有這樣充滿衝突、憤怒的時代，才能夠提供他這樣一個創作者激發出新的元素與動力。
他習慣性地抖著他的腿，一邊喝著中藥一邊說：「就是這樣，沒錯！是很矛盾，如果天下太平，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可能就缺乏動力，你說的一點也沒錯。」他的矛盾，也一如西醫出身的他，喝著大陸配置的中藥。
放下中藥，他繼續為他的矛盾做注解，「就像我說我是『Chinese』，這哪裡有錯？事實上我一直認為我是Chinese，也是Taiwanese，這與陳水扁的說法其實是一樣的，有什麼衝突？」
中時電子報
羅大佑談首都
羅大佑：“那...在政治上面來講，北京我想現在是中國人的世界的首都，但是在經濟上面來講,香港就一定是，所有中國人的世界裏面的首都。那我自己可以是覺得在以後的中國人的世界裏面，比如說，成都，可能是中國在生産糧食啊，或者其他地方特色的首都，新疆啦，或比如說是上海，在各方面他們自己成爲他們自己區域裏面，成爲他們自己的首都。
我自己理想中的中國是一種聯邦式的中國，每個地方它的色彩不一樣，每一個地方有他們的專長，別的地方就借著他的專長去補足他的專長。好像北京可以借著香港的經濟的經驗跟發展來繁榮北京；香港可以借重北京在政治層面的經驗來繁榮香港的政治方面的這種成熟度。所以我寫的首都是想說這種…以後中國這種聯邦式的前景來寫的。
那我跟你講過我這個想法，你是怎麽樣處理這個《首都》廣東話的歌詞。“
林夕：“廣東話的歌詞你給我的曲就是幾複雜、啊好長，好多段落、而且好多不同的風味的東西擺在一起。
開頭就是比較中國點，中國點是很大合唱式的；第二段其實都是，但是爲了要做個作爲對比、所以第一段落安排了是寫國語歌詞的，第二段就是粵語歌詞，對比出一個南方一個北方，大家都有那個溝通在那裏。而且一撞撞到那個——會挺特別羅，即是很少歌會這樣處理。所以到words那個第一段的時候，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因爲講經濟同政治的其實可能會挺悶的，“ （羅大佑插話）是嘍”有時擺在哪里講這些會太嚴肅。所以儘量我們用了政治的術語、政治的風格，但是講下來是很經濟的，希望可以會有那個幽默感和諷刺感在裏邊。因爲首都這首歌開頭那段很需要有一種……好多氣勢很宏壯、旗幟鮮明的、很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聲線“（羅大佑插話）勵志的”現在這種聲音在哪里找呢？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了。照我想就算……我覺得就是北京人民合唱團了，我想如果……那裏有近百人的，我想在香港我們找三倍的人數都唱不出這種氣勢。因爲他們沒有那個生活背景、那個文化、那個根基，所以要那種感覺一定要回到在那個地方才能找到。”
羅大佑：“這些種東西可能在別處做不到，外邊都做不到的。你去New York、你去巴黎都做不到的。只有中國人有這種東西。”林夕：“這個飛車就好似時間那樣，就是我們整天說要過這個大關、過九七這個關，所以要衝過去，沖的時候就是將這些東西……‘沖’就擺在一起了。”
羅大佑：“其實現在呢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一個時間來這裏見證，好像股票啦、那些樓價啦、或者做事的方式啦…...或者…...什麽都是的，大家都同時間競爭的。對於我來說就是五年，……我自己唱歌粵語絕對不行的，那個時候我唱皇后大道東的時候，就唱到一半、一半的那些東西“ （林夕插話）什麽話”就聽不明白、聽不明白我自己唱到什麽了。“ （林夕插話）哎呀，我聽得明白的”你想一下，前前後後兜兜轉轉左左右右分清界限，何日何地不必刹制沖出正義灘……嗨呀！你自己唱一下。”
林夕“你自己唱一下，你自己想一下你的音才行的，5613651132661653 561365113266….不是很容易的嗎？我已經是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羅大佑插話）不是，前後前後”是嗎？哦，前後前後，是哦，前後前後左左右右好……好簡單了，已經細路仔、兒歌來的了。”
羅大佑：“來到了卡拉OK的階段更複雜，好多畫面啊剪接啊……這樣都不是兒歌來的，不是兒歌在這張專輯裏邊。變成那個…現在那個…可能全世界都一樣的，變成那個媒介本身呢，你如果原先做音樂的，怎樣將音樂變成看得到的音樂，那就可能靠MTV、靠那個...呃…靠卡拉OK……靠另一些不同的味道。”
林夕：“不知那個視像、聽的方面不合格。音樂工廠來講我們呢，我想這個媒介呢，我覺得好的音樂我們要做到……已經有了畫面的了，就聽那個歌，就算不是卡拉OK，已經有……有畫面的質素在那裏。”
羅大佑：“如果呢，如果卡拉OK你能夠看到另外一些不同的畫面，這就不知怎麽去解釋，我們雖然不是給好多錢你，但是你是做十倍的價錢去奉獻我們，我們很感謝、很感謝來的，哈哈哈。”
羅大佑：“我個人是很誠懇的，我現在的音樂工廠上了的這個卡拉OK都算賣得很好的。我是一個相信、絕對相信百分之百相信、資本主義的東西來的，我現在用最資本方式來宣佈一下，多謝大家唱這張卡拉OK捧場、卑面、同幫襯。這次希望大家，這張卡拉ok首都呢，靠大家幫襯，賣得更加好點。多謝大家。”
林夕：“要不要拍手掌？”
拍掌中……
羅大佑：我一直仔仔細細寫自己
[天下雜誌編者按]年輕時候的羅大佑，數度壓抑對音樂的熱愛，因為音樂不能當飯吃。但是音樂又數度把他從醫學拉回來，直到完全佔領他為止。羅大佑的生命像是一個追尋的過程，但是他總最思念童年的單純美好。羅大佑常常不安，用音樂保持冷靜，「我在音樂裡找到自由，希望每個人能在愈來愈擁擠的世界，喘一口氣。」
楊煥世 攝
對我來講音樂是一種reality，已經不是一個dream，是一個我比較想做的事情。
我十九歲時組合唱團，那時候，等於有機會到飯店裡駐唱，當時當然喜歡音樂，但並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做音樂。
我在情感上跟媽媽比較親近，但是在選擇人生的道路上受到爸爸很大的影響。我對音樂的興趣是他啟蒙的，後來學醫也是他的建議。我考大學的時候已經很明確知道自己的興趣是音樂了，但我也知道不能靠音樂吃飯，所以我也跟哥哥一樣，決定要讀醫學院。
但音樂始終把我從醫學拉開，後來又發生了幾次這樣的拉鋸戰，直到它永遠佔領我為止。
承諾是沒有合約的 你得對自己負責
我告訴我自己，這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沒有誰能夠改變我。承諾這種東西是沒有訂立合約的。你對自己的承諾，可能比較能連接到夢想與理想的主題，因為你必須在其中做選擇。有人問我，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我覺得是肯定，對自己的肯定，你必須對自己的承諾、決定要負責到底，不能有後顧之憂。
用篤定的方式，我寫歌是為自己寫的，一定是要自己真的看到這個世界，而不是別人說的。我在寫自己的感情，不光是一個故事，還包括在大學對青春、校園裡初戀、就業的成長過程。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見習，當時十大建設已經完成了，台北的農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我從台中上來，有一種失去純樸生活的感覺，所以就創作了「鹿港小鎮」。其實到台中去讀書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歌。我不是鹿港人，這首歌是我借題發揮，描寫鄉下的孩子來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擊。我相信連在台北長大的我都有這樣的感覺，那麼對於真正的鄉下的孩子一定衝擊更大。
「鹿港小鎮」、「之乎者也」這些歌曲，是透過一種吶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感傷，一般人都覺得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從我的成長過程其實看不出這些蛛絲馬跡的，只是到了大學以後，我獲得比從前更大的發展空間，才能夠把這些過去沉澱下來的多愁善感用音樂表達出來。
從便當到國父遺囑 都是我的童年，我的接觸
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工作者，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聽話勤勞地練琴，也擁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這個立足點上，我才敏感地以一個「人」的角度感受時空的遷移、成長的失落，然後透過歌曲連結人們共通的記憶與情感，喚起人們對逝去的童年與青春的鄉愁，這正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從懵懵懂懂間長大、摸索著成長之路的孩子。
要寫一首歌，通常要去找那夢幻的感覺，讓自己進入那個情境裡面。我從前有一本小本子，我不是在想小說的情境，而是接觸的東西我就寫下來，便當、筷子、糾察隊、老師、粉筆、國父遺像、總統遺像、國父遺囑……全部寫下來；有了這些元素，你就會看到一個考試、一張考卷、六十分，中間發生什麼事情？那些意象出來以後你才可以歸類。創作不是一個天才的過程，我真的下了苦功。
想寫童年的動機很重要。為什麼想去寫這個歌？因為那時候社會不安定，所以我想去寫一個比較安靜、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一段事情；社會實在太亂了，我一方面要去寫一個過程讓我很開心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在想：這個歌所提出來的是不是大家的共同信念，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東西？
後來事實證明，答案是肯定的。
我寫童年，不可能寫「你」怎麼過的。我不可能去問每個人，我一定仔仔細細去寫我自己。十幾歲左右這段童年發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即使是被打、即使考試沒有及格、或者緊張得要死交不出答案來，我都覺得開心啊！
最不安的時候 就回頭尋找共同記憶
所以後來我對童年有一個新的定義，童年是一個天堂，大家回到自己童年的時候，有一種最沒有猜忌、最天真，沒有任何社會的觀察、沒有想要去了解什麼事情的狀態，童年是很完美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台灣是一個海島，地震頻頻，幾乎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很深層的、嚴重的失落，一種類似於歸屬感的不確定性，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屬於誰？我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到底屬於什麼樣的族群？我的身分認同到底應該是什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放心？
我習慣用排除法，從最不安的情況裡面去找最安全的方式。
我在大家心最不安的時候自己保持冷靜，觀察一些大家可能沒看到的一些觀點，這觀點就是我寫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當我們的歸屬感受到嚴重挑戰時，我滿貪心的，我希望擴大我的歸屬感。這等於是完整用情感方式把事情敘述一次，用情感的方式、用旋律的方式、用歌詞的方式把它描述一次，讓大家再回到那種經驗裡面去，把大家都不敢講或講不出來的那一部份表達出來。
當年，「之乎者也」是一個身為知識份子的醫生對於缺乏自由的抗議。我在八○年畢業的時候，一直想對當局做出一點反抗。我並不特別擅長用文字表達，可是和音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很精確地寫出自己的想法。那時候還有龍應台寫的《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們都可以說是在八○年代的時候，用文化的方式來做一種表態。
面對藍綠的撕裂，我覺得事情是不能反過來的。事情可以造假，可以騙，但是不能使事情反過來，不能用民主來做其實非民主的事情，這是普世的價值。
這時候，可以靠一些歌，我們記憶裡面都有的歌，回到這些的共同的記憶尋找共同的元素。
共同記憶本身讓我們回想到一段美好的時刻；有時候，在我們生活裡，也會做夢回到以前小時候那些溫馨的片刻，即使只有這樣的片段也足夠，是一種有價值的歷史的流程。
我們這一代跟年輕人最大的差別是在科技上。因為科技無遠弗屆，當你太靠近時，你變成是它、是科技本身，而不是你自己；到底，你的想法在哪裡？
我最怕的就是網站的訪問，因為對方打出來的是字母。你知道嗎？我看不到對方的眼神，我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他可能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來問你，但給我的感受完全是兩回事。
我一定要聽到這問的人的聲音，我要看到他的眼神在問我的時候是怎麼樣，我一定要聽到他的語調、看到他的臉。
我到現在還是用傳真，我不太用e-mail，因為e-mail不能把寫的人當時的情況表達出來。好好寫個傳真，裡面有感情成分，有情緒在。我一邊看這個東西，我才知道怎麼回答問題。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甚至比問題本身還重要。我要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在溝通事情？
夢想需要平穩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在哪？
夢想對我來說是大家都在一個很平穩的時代才會有，社會本身如果沒有這個土壤，沒有這樣的生活背景，我們憑什麼去做一個夢想？好在我經得起沒有掌聲的日子，就過得了那一關。
八五年三月，爸爸把我押上飛機，他要我到紐約去一陣子，好好思考未來。我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八七年四月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較久，後來也寫了「皇后大道東」來描述香港社會的狀況。九五年後我才又與台灣有比較緊密的聯繫，兩千年後我在北京、香港的時間較多。
我要用音樂的原創力 讓每個人能喘一口氣
我待了這麼多個城市，幸運的是我總在它們發展得最蓬勃的時候置身其中，從而感受到它們的巨大能量，並且被推動著一起成長。
我相信原創力愈強的東西，遭遇到毀壞的可能性愈低，因為那是從你自己身上長出來的。
創作是愈不一樣，原創性愈高，愈可貴，而不是去跟隨市場的規則。一定要打破市場的規則，提出一種新的情感、一種新的旋律、一種新的歌詞出來。
我希望我的歌愈多人聽到愈好，社會需要一個情感的投訴、一種能夠盡量去尋求相同地方的訴求。
這麼些年來，我不停地轉，想要尋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後我還是決定走音樂的路，因為我在音樂裡面找到自由。
我希望能夠用音樂替人們創造出更多的空間，讓每個人可以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世界上喘一口氣。（採訪整理／蕭錦綿．周慧菁）
羅大佑
華人搖滾音樂的代表人物。
他的音樂，曾經在理想主義的七○年代，以至狂飆飛躍的八○年代，帶來沸騰的感動。
作者：蕭錦綿．周慧菁／採訪整理 天下雜誌2004,6,1 ／第300期
2008年2月27日 星期三
壹週刊 >音樂政治 羅大佑
離開香港十年，羅大佑忽然回來了，還要在紅館開演唱會。
這奇怪的舉動有個更奇怪的動機。台灣大選在即，他要以音樂減低陳水扁的破壞力，他要站在最開放的香港，告訴所有人，不是每個台灣人都是搞台獨的。
政治一向都是他音樂裡的議題，他曾在《侏儒之歌》裡罵鄧小平「五千年專制恭請你來肅清，可是誰又能替你洗清雙手血腥？」又在《亞細亞的孤兒》裡哀嘆台灣命運：「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他慎重的在記者筆記簿上寫了四個字：「守住香港」，香港要繼續在兩岸關係上扮演推動角色。學醫的他甚至要為香港診症，近來沸沸揚揚的愛國高氣壓，是由於港人爭取普選特首太心急，時間不對。
1對五十歲生肖屬馬的羅大佑來說，今年頗重要。三月香港演唱會，然後台灣大選，四月在台灣開演唱會，六、七月會出唱片，可謂馬不停蹄
2二千年台灣大選，他為宋楚瑜站台。他在台灣的政壇影響力甚大，三十歲已被人邀請為立法委員，他拒絕了。他寫的《明天會更好》更被國民黨用來作競選歌曲。
3羅大佑接受有線電視訪問，又談到六四事件，那其實是左右派的鬥爭。鄧小平為了鎮壓左派勢力，不開槍不行。
（圖中「人民公社」為「人文公社》的誤植）
羅大佑的「人文公社」位於灣仔會景閣，月租二萬。他說身處香港，一定要對尠一個海港才像話。這原來是他辦公室，雖然一點不像。
幾個女職員在忙忙碌碌，他坐在長餐桌的頭位，桌上有枝白酒，他當水來喝。他的恤衫寬寬的，大領口露出幾條粗鐵頸鍊，吊尠幾塊手提電話那麼大的水晶，很有一種台灣男人的氣質。
昂貴的水晶球，他放得一地都是。他算過，他一共擁有三公噸水晶，最大那塊重達七百八十公斤。我面前就有一個，大得用來當騌子坐。中間放尠那一個，他說應有一億年，要我湊近看看。
他的歌詞裡，一向就有誇張的時間觀念：「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東方之珠》）、「十年後雙雙，萬年後對對」（《似是故人來》），沒想到今次來個更久的。
我以參觀太空館展品的態度望進去，裡面果然有個宇宙。
此際羅大佑摸尠水晶球，若頭上披一層紗，他大概就是個會通靈的人了。
香港人太心急了
確有人說他是預言家，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Bob Dylan。有人說他呼吸裡也有政治，我如今信了。
入行廿五年，他在香港當紅已是十多年前，到現在香港人幾乎要忘記他時，他才在香港第一次開演唱會，理由，是台灣大選。
一月中，他見陳水扁不惜以公投贏選票，兵行險尠，狗急跳牆，才倉促決定開這場演唱會。還找來生於台灣中南部同樣反對陳水扁的伍佰坐鎮。他希望用音樂製造兩岸和諧的氣氛。
羅大佑說話時表情和動作都很誇張，常有種氣急敗壞的樣子。他說，香港在中台之間一向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以往的影響是良性的，但今日的發展，似乎不大妥當。
「七一遊行是沒問題的，我相信廿三條亦非共產黨意思，應是特區政府搞出來的。胡錦濤其實不錯，他們有進步，廿三條立法無限期延遲以後，北京和香港進入一百六十年以來最親密的關係，CEPA、自由行，溫家寶也來了。
「但元旦遊行實在搞得太大。香港要普選特首，不就等於台灣要公投嗎？共產黨花那麼大氣力才游說到美國公開批評台灣公投，你香港怎麼竟幫台灣搞我呢？」
他五內俱焚，整個身體因雙手揮動得太厲害幾乎要跳起來，激動地說；「香港人醒皷啦，忍多三星期啦！等國民黨贏了，北京一定給你們普選，你相信我。北京○八年搞奧運，中國能有一個城市有民主選舉，能與西方接軌，是多體面的事。」
但究竟國民黨能否勝出，他沒把握，要視乎選舉前七天李登輝有沒有大動作。這個被中南部台灣人稱為「國父」的人，可在最後關頭扭轉形勢：「他可以跪低求台灣人不要把台灣拱手還給大陸，他做得出！」
羅大佑是台灣本省客家人，五代在台灣，廿五年前剛出道時也是反對國民黨的。但他眼見民進黨是「一個腐敗得最快的政黨」，四年前已投票給宋楚瑜。
「若今次連宋當選，下屆就是馬英九！」那才是他終極之選。
他現時作曲，使命感是促進中港台三地的和諧。大選以後，他還會回台灣搞演唱會，只是不知那是個慶祝還是抗議的聚會。
夠膽觸犯共產黨
過往四年，他在大陸九個城市開過演唱會，入場總人數達十九萬，等於十五個紅館。與北京市委宣傳部有關的《北京晚報》曾說：「但願近距離的親密接觸，能讓崇拜者釋放掉那份過度的狂熱。」
他在大陸紅得發紫，現在又處處替北京政府說好話，難道是顧慮到大陸市場？
既然有此一問，他就告訴記者一個故事。
去年二月十八日，他在廣州開演唱會，那時正值廣州當局隱瞞沙士疫情，謊言與真相劍拔弩張的時候。他訂金已收了一半，訂明有天災人禍就要取消。但廣東政府各個部門都堅持沒事，叫他一定要照開。
他是學醫的，在西方定義裡，明知有傳染病爆發還將人群集中在一起，那人是殺人兇手。他明知自己成了政府歌舞昇平的工具，想了兩天，覺得有責任在演唱會說出這句話：「共產黨騙人騙慣了，就算現在說真話都沒人信。」
此話說完十秒後，台下的座位筻筻啪啪的接起來。所有公安離場守住通道，再以對講機通訊。他們擔心群眾暴動！台下觀眾卻靜默無聲。當晚，夠膽張開口跟他一齊唱《東方之珠》的人少之又少，大家都知道沙士真的來臨了。
他以這個故事，說明自己就是冒尠觸犯共產黨之險，也要說出真心話。雖然這句話，他不會在北京說，正如在大陸，他不會挑釁地唱《侏儒之歌》和《亞細亞的孤兒》。這是大陸的遊戲規則，他入大陸賺錢，不是搗亂，這清楚不過。
十年做一張唱片
羅大佑在灣仔告士打道有間錄音室，三層樓的樓價連設備投資二千八百萬。這門生意，他有四成股份。
脫下頭上輕紗，架上眼鏡，他其實是個生意人。十年沒出唱片，生活仍能如此優裕，一定是投資有道。
他爽快地說，這十多年來他在台灣、香港、紐約搬過十次屋，每次的房子都是買的，每次都賺錢。其中一次最彪炳的，是在九六年以超高價賣出山頂種植道單位。現時他在台灣和紐約都有物業，在香港只擁有錄音室。
以前作下的歌，如今每年仍收到三、四十萬版稅。但他說，他不是存錢的人，買水晶又買得兇。把錢花光了，他就會有不安的感覺，他才會屢屢自覺徘徊江郎才盡邊緣，仍要「受苦受難」地創作下去。
他是樂壇瀕臨絕種的動物，一張唱片，做了十年。他一共作了四十首歌，錄了三十首，再選其中十五首，把九七回歸、九一一、波斯灣戰爭，一一寫在歌詞裡，千錘百煉，一次過推出。
他作詞很慢，當年寫《童年》，用了五年，「首歌有五段，一年一段。」
新碟內一首關於沙士的新歌《伴侶》，他寫了八個月，第一句頭兩字究竟用「起初」還是「首先」，他想了三個月。現在和音都錄好了，他還是未能決定。
在這即用即棄的樂壇，這種人應該早被淘汰。但他堅持，他的價值就在這裡，莫扎特死了二百年，到今天仍有人唱他的歌劇。音樂沒有別的，只有生命。他必須用心靈去創作，一首歌作了出來，他唱完若會起雞皮，眼濕濕，才算合格。歌曲先要感動自己，這歌的生命才會持久。
「我是靠唱片版稅為生的，我的歌不能只是流行三個月、六個月！」
若你辛苦作曲，但歌迷早已忘記了你呢？豈不痴心錯付？
「藝人生命總有起跌，就像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又來了！）……我寫歌的對象是與我一同成長的人。有一日當我要寫歌給我不了解的年輕人，為賣唱片而要迎合他們，我就是晚節不保。
「我不能期望新唱片像《愛人同志》賣六十萬張，《皇后大道東》賣二十萬張。若香港有三到五萬人聽我的歌，喜歡的一直喜歡下去，我覺得抵！」
家人反目感慨深
約他在錄音室拍照，他一到絈便坐在鋼琴旁，說「我唱首歌俾你聽」，然後就像一匹脫韁的馬，手指在黑白鍵上奔跑，整個人融化在音樂裡，自彈自唱了一首《情人的眼淚》。
我想，這才是真實的羅大佑。僅僅在這幾分鐘裡，他的故事就呈現出來了。
他六歲被父親強迫學琴，每日練三十分鐘，精確到要秒針過了十二才准停。因他手動得太厲害，老師要他在練琴時放個銅板在手背，不能掉下。
一 直苦練到高中時期，他果然愛上了音樂。醫學院畢業後，他甚至想到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父親大力反對。羅家全是醫生，父親是醫生，在高雄開醫院，有七十張病 床；母親是護士，姐姐是藥劑師，哥哥是牛津大學心臟醫學院博士。羅大佑在台中讀了七年醫科，做了一年半內科醫生，八個月放射治療。由於哥哥去了美國，爸爸 本想好要羅大佑承繼醫院的生意。
兒子有院長不當，竟當江湖賣藝的戲子，父親當然制止，羅大佑說過：「如果再逼我回來當醫師，我就跟你脫離父子關係。」
九八年二月，羅父被柏金遜病折磨了十年後終於在紐約病逝。在此悲痛之際，羅大佑的兄姊竟因爭奪遺產而反目，如今母親住在兄長的家，姐姐致電母親，電話都不許接。一家人落得如此下場，羅大佑十分感慨。
「家人是不能選擇的，朋友可以。」
羅大佑說，他是飄泊命，斷子絕孫的。他九九年與拍拖十二年的台灣歌手李烈結婚，一年半後就離了。他不適合婚姻生活，也不要孩子，因為孩子會影響創作。他的歌，就是他生命的延續，意義與生小孩一樣，而寫歌可收版稅，等於養兒防老。
他曾說，他在一個有能量的地方，就會成長。能量有時正，有時負，他無法主宰。唯一可做的，就是搬一大堆水晶圍尠自己，讓自己平靜一點。
這奇怪的舉動有個更奇怪的動機。台灣大選在即，他要以音樂減低陳水扁的破壞力，他要站在最開放的香港，告訴所有人，不是每個台灣人都是搞台獨的。
政治一向都是他音樂裡的議題，他曾在《侏儒之歌》裡罵鄧小平「五千年專制恭請你來肅清，可是誰又能替你洗清雙手血腥？」又在《亞細亞的孤兒》裡哀嘆台灣命運：「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他慎重的在記者筆記簿上寫了四個字：「守住香港」，香港要繼續在兩岸關係上扮演推動角色。學醫的他甚至要為香港診症，近來沸沸揚揚的愛國高氣壓，是由於港人爭取普選特首太心急，時間不對。1對五十歲生肖屬馬的羅大佑來說，今年頗重要。三月香港演唱會，然後台灣大選，四月在台灣開演唱會，六、七月會出唱片，可謂馬不停蹄
2二千年台灣大選，他為宋楚瑜站台。他在台灣的政壇影響力甚大，三十歲已被人邀請為立法委員，他拒絕了。他寫的《明天會更好》更被國民黨用來作競選歌曲。
3羅大佑接受有線電視訪問，又談到六四事件，那其實是左右派的鬥爭。鄧小平為了鎮壓左派勢力，不開槍不行。
（圖中「人民公社」為「人文公社》的誤植）
羅大佑的「人文公社」位於灣仔會景閣，月租二萬。他說身處香港，一定要對尠一個海港才像話。這原來是他辦公室，雖然一點不像。
幾個女職員在忙忙碌碌，他坐在長餐桌的頭位，桌上有枝白酒，他當水來喝。他的恤衫寬寬的，大領口露出幾條粗鐵頸鍊，吊尠幾塊手提電話那麼大的水晶，很有一種台灣男人的氣質。
昂貴的水晶球，他放得一地都是。他算過，他一共擁有三公噸水晶，最大那塊重達七百八十公斤。我面前就有一個，大得用來當騌子坐。中間放尠那一個，他說應有一億年，要我湊近看看。
他的歌詞裡，一向就有誇張的時間觀念：「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東方之珠》）、「十年後雙雙，萬年後對對」（《似是故人來》），沒想到今次來個更久的。
我以參觀太空館展品的態度望進去，裡面果然有個宇宙。
此際羅大佑摸尠水晶球，若頭上披一層紗，他大概就是個會通靈的人了。
香港人太心急了
確有人說他是預言家，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Bob Dylan。有人說他呼吸裡也有政治，我如今信了。
入行廿五年，他在香港當紅已是十多年前，到現在香港人幾乎要忘記他時，他才在香港第一次開演唱會，理由，是台灣大選。
一月中，他見陳水扁不惜以公投贏選票，兵行險尠，狗急跳牆，才倉促決定開這場演唱會。還找來生於台灣中南部同樣反對陳水扁的伍佰坐鎮。他希望用音樂製造兩岸和諧的氣氛。
羅大佑說話時表情和動作都很誇張，常有種氣急敗壞的樣子。他說，香港在中台之間一向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以往的影響是良性的，但今日的發展，似乎不大妥當。
「七一遊行是沒問題的，我相信廿三條亦非共產黨意思，應是特區政府搞出來的。胡錦濤其實不錯，他們有進步，廿三條立法無限期延遲以後，北京和香港進入一百六十年以來最親密的關係，CEPA、自由行，溫家寶也來了。
「但元旦遊行實在搞得太大。香港要普選特首，不就等於台灣要公投嗎？共產黨花那麼大氣力才游說到美國公開批評台灣公投，你香港怎麼竟幫台灣搞我呢？」
他五內俱焚，整個身體因雙手揮動得太厲害幾乎要跳起來，激動地說；「香港人醒皷啦，忍多三星期啦！等國民黨贏了，北京一定給你們普選，你相信我。北京○八年搞奧運，中國能有一個城市有民主選舉，能與西方接軌，是多體面的事。」
但究竟國民黨能否勝出，他沒把握，要視乎選舉前七天李登輝有沒有大動作。這個被中南部台灣人稱為「國父」的人，可在最後關頭扭轉形勢：「他可以跪低求台灣人不要把台灣拱手還給大陸，他做得出！」
羅大佑是台灣本省客家人，五代在台灣，廿五年前剛出道時也是反對國民黨的。但他眼見民進黨是「一個腐敗得最快的政黨」，四年前已投票給宋楚瑜。
「若今次連宋當選，下屆就是馬英九！」那才是他終極之選。
他現時作曲，使命感是促進中港台三地的和諧。大選以後，他還會回台灣搞演唱會，只是不知那是個慶祝還是抗議的聚會。
夠膽觸犯共產黨
過往四年，他在大陸九個城市開過演唱會，入場總人數達十九萬，等於十五個紅館。與北京市委宣傳部有關的《北京晚報》曾說：「但願近距離的親密接觸，能讓崇拜者釋放掉那份過度的狂熱。」
他在大陸紅得發紫，現在又處處替北京政府說好話，難道是顧慮到大陸市場？
既然有此一問，他就告訴記者一個故事。
去年二月十八日，他在廣州開演唱會，那時正值廣州當局隱瞞沙士疫情，謊言與真相劍拔弩張的時候。他訂金已收了一半，訂明有天災人禍就要取消。但廣東政府各個部門都堅持沒事，叫他一定要照開。
他是學醫的，在西方定義裡，明知有傳染病爆發還將人群集中在一起，那人是殺人兇手。他明知自己成了政府歌舞昇平的工具，想了兩天，覺得有責任在演唱會說出這句話：「共產黨騙人騙慣了，就算現在說真話都沒人信。」
此話說完十秒後，台下的座位筻筻啪啪的接起來。所有公安離場守住通道，再以對講機通訊。他們擔心群眾暴動！台下觀眾卻靜默無聲。當晚，夠膽張開口跟他一齊唱《東方之珠》的人少之又少，大家都知道沙士真的來臨了。
他以這個故事，說明自己就是冒尠觸犯共產黨之險，也要說出真心話。雖然這句話，他不會在北京說，正如在大陸，他不會挑釁地唱《侏儒之歌》和《亞細亞的孤兒》。這是大陸的遊戲規則，他入大陸賺錢，不是搗亂，這清楚不過。
十年做一張唱片
羅大佑在灣仔告士打道有間錄音室，三層樓的樓價連設備投資二千八百萬。這門生意，他有四成股份。
脫下頭上輕紗，架上眼鏡，他其實是個生意人。十年沒出唱片，生活仍能如此優裕，一定是投資有道。
他爽快地說，這十多年來他在台灣、香港、紐約搬過十次屋，每次的房子都是買的，每次都賺錢。其中一次最彪炳的，是在九六年以超高價賣出山頂種植道單位。現時他在台灣和紐約都有物業，在香港只擁有錄音室。
以前作下的歌，如今每年仍收到三、四十萬版稅。但他說，他不是存錢的人，買水晶又買得兇。把錢花光了，他就會有不安的感覺，他才會屢屢自覺徘徊江郎才盡邊緣，仍要「受苦受難」地創作下去。
他是樂壇瀕臨絕種的動物，一張唱片，做了十年。他一共作了四十首歌，錄了三十首，再選其中十五首，把九七回歸、九一一、波斯灣戰爭，一一寫在歌詞裡，千錘百煉，一次過推出。
他作詞很慢，當年寫《童年》，用了五年，「首歌有五段，一年一段。」
新碟內一首關於沙士的新歌《伴侶》，他寫了八個月，第一句頭兩字究竟用「起初」還是「首先」，他想了三個月。現在和音都錄好了，他還是未能決定。
在這即用即棄的樂壇，這種人應該早被淘汰。但他堅持，他的價值就在這裡，莫扎特死了二百年，到今天仍有人唱他的歌劇。音樂沒有別的，只有生命。他必須用心靈去創作，一首歌作了出來，他唱完若會起雞皮，眼濕濕，才算合格。歌曲先要感動自己，這歌的生命才會持久。
「我是靠唱片版稅為生的，我的歌不能只是流行三個月、六個月！」
若你辛苦作曲，但歌迷早已忘記了你呢？豈不痴心錯付？
「藝人生命總有起跌，就像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又來了！）……我寫歌的對象是與我一同成長的人。有一日當我要寫歌給我不了解的年輕人，為賣唱片而要迎合他們，我就是晚節不保。
「我不能期望新唱片像《愛人同志》賣六十萬張，《皇后大道東》賣二十萬張。若香港有三到五萬人聽我的歌，喜歡的一直喜歡下去，我覺得抵！」
家人反目感慨深
約他在錄音室拍照，他一到絈便坐在鋼琴旁，說「我唱首歌俾你聽」，然後就像一匹脫韁的馬，手指在黑白鍵上奔跑，整個人融化在音樂裡，自彈自唱了一首《情人的眼淚》。
我想，這才是真實的羅大佑。僅僅在這幾分鐘裡，他的故事就呈現出來了。
他六歲被父親強迫學琴，每日練三十分鐘，精確到要秒針過了十二才准停。因他手動得太厲害，老師要他在練琴時放個銅板在手背，不能掉下。
一 直苦練到高中時期，他果然愛上了音樂。醫學院畢業後，他甚至想到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父親大力反對。羅家全是醫生，父親是醫生，在高雄開醫院，有七十張病 床；母親是護士，姐姐是藥劑師，哥哥是牛津大學心臟醫學院博士。羅大佑在台中讀了七年醫科，做了一年半內科醫生，八個月放射治療。由於哥哥去了美國，爸爸 本想好要羅大佑承繼醫院的生意。
兒子有院長不當，竟當江湖賣藝的戲子，父親當然制止，羅大佑說過：「如果再逼我回來當醫師，我就跟你脫離父子關係。」
九八年二月，羅父被柏金遜病折磨了十年後終於在紐約病逝。在此悲痛之際，羅大佑的兄姊竟因爭奪遺產而反目，如今母親住在兄長的家，姐姐致電母親，電話都不許接。一家人落得如此下場，羅大佑十分感慨。
「家人是不能選擇的，朋友可以。」
羅大佑說，他是飄泊命，斷子絕孫的。他九九年與拍拖十二年的台灣歌手李烈結婚，一年半後就離了。他不適合婚姻生活，也不要孩子，因為孩子會影響創作。他的歌，就是他生命的延續，意義與生小孩一樣，而寫歌可收版稅，等於養兒防老。
他曾說，他在一個有能量的地方，就會成長。能量有時正，有時負，他無法主宰。唯一可做的，就是搬一大堆水晶圍尠自己，讓自己平靜一點。
無法無天玩音樂——伍佰VS羅大佑
《聯合文學》今年1月號刊登了一組專題，題目是《無法無天玩音樂——伍佰VS羅大佑》，介紹了羅大佑以及伍佰的一些情況。
整個專題分7個部分：
1、伍佰的光陰故事
2、青春的低音號
3、浪人情歌
4、嗨，大佑好久不見
5、愛情的樣子
6、伍佰與羅大佑線上聊天室
7、時光進行式
此外，還刊登了評論羅大佑的文章
◎ 鄭栗兒 心靈優渥的詩人歌手羅大佑
◎ 翁嘉銘 歌的翅膀，時光的飛翔穿梭
專題刊登了一組羅大佑小檔案
————————————————————————
我的生日：1954年7月20日
我的星座：巨蟹座
我的出生地：台北
我的一張專輯：《之乎者也》1982
我愛的作家：村上春樹、洛夫
我開的車子：Smart
我的休閒：玩水晶、木頭
最近聽的音樂：回到聽莫札特
最美的女人典型：沒有。這樣對大家都公平。
自己的個性：很犯賤
我的未來：做世界性的音樂。也想做音樂教育。
————————————————————————
羅 大佑在訪談中說：“小時候我的家境不錯，爸爸是醫生，在高雄開業三十年，他特別喜歡照相，所以我的照片很多。你們看見封面上這張彈鋼琴的照片，是我八歲時 候照的，這是我童年唯一一張跟音樂有關聯的照片...可見當時多厭惡學鋼琴。小時候學琴，老師把一枚銅版放在握手指上，規定彈奏時不能掉下來，這真是不人 道的要求呀。”
羅大佑說:：“大學我考上了中國醫藥學院，但是不滿意，於是修學一年重考。這一年里我和幾個好朋友組了合唱團，到美琪飯店走唱表演，這是我展開音樂生涯最關鍵的一年。”
他說：“重考一年我的成績還是不理想，只好去念中國醫藥學院。我下意識可能是抗拒學醫的，因爲醫院是囚禁的、封閉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場合，和我活蹦亂跳的個性很不相容。但是我父親說絕不能夠放棄當醫生，這可是前提，要考上執照才可以自由地玩音樂。”
他回憶說：“大學時代我對音樂就更加瘋狂了，記得當時樂團的制服還是粉紅色的，很騷包。那時候的我可以兩天不吃飯，不能一張唱片不買，算了算我總共有一千多張唱片。一千多張。”
羅大佑在談到感情生活的時候說：“我一生中確有很多紅粉知己，都是階段性的。愛一個人，矛盾一定很多，要求也會很多。因爲人是變動的，環境是變動的，愛情不可能不會變動。”
羅大佑引用他當年公司合夥人邱復生的話：“有動亂就有羅大佑。”
羅大佑也在回答關於周杰倫的音樂時候回答說：“我正想找個時間好好研究現在的流行音樂。”
本文取材自《聯合文學》，轉載請註明來自http://lotayu.org ,謝謝！
整個專題分7個部分：
1、伍佰的光陰故事
2、青春的低音號
3、浪人情歌
4、嗨，大佑好久不見
5、愛情的樣子
6、伍佰與羅大佑線上聊天室
7、時光進行式
此外，還刊登了評論羅大佑的文章
◎ 鄭栗兒 心靈優渥的詩人歌手羅大佑
◎ 翁嘉銘 歌的翅膀，時光的飛翔穿梭
專題刊登了一組羅大佑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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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1954年7月20日
我的星座：巨蟹座
我的出生地：台北
我的一張專輯：《之乎者也》1982
我愛的作家：村上春樹、洛夫
我開的車子：Smart
我的休閒：玩水晶、木頭
最近聽的音樂：回到聽莫札特
最美的女人典型：沒有。這樣對大家都公平。
自己的個性：很犯賤
我的未來：做世界性的音樂。也想做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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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大佑在訪談中說：“小時候我的家境不錯，爸爸是醫生，在高雄開業三十年，他特別喜歡照相，所以我的照片很多。你們看見封面上這張彈鋼琴的照片，是我八歲時 候照的，這是我童年唯一一張跟音樂有關聯的照片...可見當時多厭惡學鋼琴。小時候學琴，老師把一枚銅版放在握手指上，規定彈奏時不能掉下來，這真是不人 道的要求呀。”
羅大佑說:：“大學我考上了中國醫藥學院，但是不滿意，於是修學一年重考。這一年里我和幾個好朋友組了合唱團，到美琪飯店走唱表演，這是我展開音樂生涯最關鍵的一年。”
他說：“重考一年我的成績還是不理想，只好去念中國醫藥學院。我下意識可能是抗拒學醫的，因爲醫院是囚禁的、封閉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場合，和我活蹦亂跳的個性很不相容。但是我父親說絕不能夠放棄當醫生，這可是前提，要考上執照才可以自由地玩音樂。”
他回憶說：“大學時代我對音樂就更加瘋狂了，記得當時樂團的制服還是粉紅色的，很騷包。那時候的我可以兩天不吃飯，不能一張唱片不買，算了算我總共有一千多張唱片。一千多張。”
羅大佑在談到感情生活的時候說：“我一生中確有很多紅粉知己，都是階段性的。愛一個人，矛盾一定很多，要求也會很多。因爲人是變動的，環境是變動的，愛情不可能不會變動。”
羅大佑引用他當年公司合夥人邱復生的話：“有動亂就有羅大佑。”
羅大佑也在回答關於周杰倫的音樂時候回答說：“我正想找個時間好好研究現在的流行音樂。”
本文取材自《聯合文學》，轉載請註明來自http://lotayu.org ,謝謝！
羅大佑：我是斷子絕孫孤獨命
即將邁入50大關，歷經和李烈的結婚、離婚，曾被喻為“抗議歌手”的羅大佑，對於生命有更清楚的認識，在接受臺灣三立《封面人物》主持人張清芳訪問時，羅大佑無奈地說，自己不會再婚，可能註定是“斷子絕孫命”，孤獨終老。
對 於李烈曾經說他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個性火爆不容易相處，羅大佑在節目一概承認。他坦承，自己根本不應該結婚，除了因為太執著於音樂，常常會忘了已婚這件 事，兩個人的生活，也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出現問題，羅大佑說，是李烈先提離婚的，不過自己在離婚前，的確已經想過這件事。
沒想過當“抗議歌手”
在節目中羅大佑童年的玩伴回憶，小時候的羅大佑合群又乖巧，最恨被父母規定每天要彈30分鐘的鋼琴，小羅大佑曾在和鄰居小孩玩到一半時被叫回家練琴，而當眾哭了出來，話雖如此，鋼琴卻開啟了羅大佑的音樂細胞，並成為被新聞局封殺、被年輕人崇拜的“抗議歌手”。
逃到紐約避風頭
羅大佑澄清，自己從來沒想過要當“抗議歌手”，並覺得受到這麼多人的崇拜“很可怕”，一度逃到紐約避風頭。他說，自己其實是害羞內向的人，不但不敢聽自 己唱的歌，也不敢看關於自己的報導，因為承受不了面對台下觀眾的壓力，羅大佑最害怕演唱會等現場演唱活動，寧願躲在錄音室裏唱自得其樂，這也是羅大佑很少 在節目中唱歌的原因之一。
聯合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去一直給人神秘感的羅大佑，在節目"封面人物"中自曝他的童年往事，並且暢談他和李烈離婚的真正原因，說到激動處還感性的拿起吉他自彈自唱。
羅 大佑曾經創作的歌曲"童年"，靈感的來源就是他童年生活最真實的紀錄，節目中羅大佑童年的玩伴表示，小時候的羅大佑是個合群又很乖的小孩，但最恨的一件事 就是被父母規定每天要彈30分鐘的鋼琴，羅大佑還曾經因為和鄰居小孩玩到一半被叫回家練琴，而當眾哭了出來。小時候雖然討厭練鋼琴，但卻開啟了羅大佑的音 樂細胞，不過因為爸爸是醫生、媽媽是台大醫院的護理長，羅大佑也被規定一定要當個醫生，為了給父母一個交代，羅大佑念了最容易畢業的皮膚科，即使當了醫 生，也選擇最不需要面對病人的放射科。不過當時離開歌壇去當醫生的羅大佑，始終無法適應醫生的工作，再加上對於音樂還是不能割捨，最後還是選擇了離開醫 院。心理明白自己不會是個出色的醫生，羅大佑在音樂上卻是人人崇拜的大師，創作了許多充滿批判爭議的音樂，也曾經被當時的新聞局和電視臺列為封殺的人物， 不過這也讓羅大佑成為年輕人崇拜的偶像，甚至封他為"抗議歌手"。不過羅大佑在節目中卻澄清，自己從來沒想過要當"抗議歌手"，對於這麼多人的崇拜只覺得 很可怕，還一度逃到紐約避風頭，羅大佑說自己其實是害羞內向的人，不但不敢聽自己唱的歌，也不敢看關於自己的報導，像是如果走進一家店裏，聽到老闆正在放 他的唱片，會毫不考慮的立刻閃人；而羅大佑最害怕的還有唱現場，因為承受不了面對台下觀眾的壓力，羅大佑寧願自己躲在錄音室裏唱給自己爽，這也是羅大佑很 少在節目中唱歌的原因之一。
在節目中羅大佑也談到了和李烈離婚的原因，對於李烈曾經說他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個性火爆不容易相處，羅大 佑全部都一概承認，羅大佑也說了重話，表示自己是一個根本不應該結婚的人，因為太執著于音樂，羅大佑常常會忘了已經結婚這件事。兩個人的生活，也因為許多 不同的習慣，羅大佑和李烈之間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像是睡覺時羅大佑總是會放著音樂入眠，但李烈常常會把音樂關掉而讓羅大佑很不能接受。至於誰提出離婚 的要求，羅大佑也表示是李烈提出來的，不過雖然沒有先說要離婚，但羅大佑在離婚之前的確已經想過離婚這件事。即將邁入50大關，歷經和李烈的結婚、離婚， 羅大佑對於生命有清楚的認識，他表示不會選擇再婚，還說自己是那種斷子絕孫的人，主持人張清芳開玩笑的說羅大佑的晚年會很孤獨，羅大佑無奈的一笑，也點頭 表示的確會很孤獨，晚景淒涼啊！
三立電視臺
對 於李烈曾經說他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個性火爆不容易相處，羅大佑在節目一概承認。他坦承，自己根本不應該結婚，除了因為太執著於音樂，常常會忘了已婚這件 事，兩個人的生活，也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出現問題，羅大佑說，是李烈先提離婚的，不過自己在離婚前，的確已經想過這件事。
沒想過當“抗議歌手”
在節目中羅大佑童年的玩伴回憶，小時候的羅大佑合群又乖巧，最恨被父母規定每天要彈30分鐘的鋼琴，小羅大佑曾在和鄰居小孩玩到一半時被叫回家練琴，而當眾哭了出來，話雖如此，鋼琴卻開啟了羅大佑的音樂細胞，並成為被新聞局封殺、被年輕人崇拜的“抗議歌手”。
逃到紐約避風頭
羅大佑澄清，自己從來沒想過要當“抗議歌手”，並覺得受到這麼多人的崇拜“很可怕”，一度逃到紐約避風頭。他說，自己其實是害羞內向的人，不但不敢聽自 己唱的歌，也不敢看關於自己的報導，因為承受不了面對台下觀眾的壓力，羅大佑最害怕演唱會等現場演唱活動，寧願躲在錄音室裏唱自得其樂，這也是羅大佑很少 在節目中唱歌的原因之一。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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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直給人神秘感的羅大佑，在節目"封面人物"中自曝他的童年往事，並且暢談他和李烈離婚的真正原因，說到激動處還感性的拿起吉他自彈自唱。
羅 大佑曾經創作的歌曲"童年"，靈感的來源就是他童年生活最真實的紀錄，節目中羅大佑童年的玩伴表示，小時候的羅大佑是個合群又很乖的小孩，但最恨的一件事 就是被父母規定每天要彈30分鐘的鋼琴，羅大佑還曾經因為和鄰居小孩玩到一半被叫回家練琴，而當眾哭了出來。小時候雖然討厭練鋼琴，但卻開啟了羅大佑的音 樂細胞，不過因為爸爸是醫生、媽媽是台大醫院的護理長，羅大佑也被規定一定要當個醫生，為了給父母一個交代，羅大佑念了最容易畢業的皮膚科，即使當了醫 生，也選擇最不需要面對病人的放射科。不過當時離開歌壇去當醫生的羅大佑，始終無法適應醫生的工作，再加上對於音樂還是不能割捨，最後還是選擇了離開醫 院。心理明白自己不會是個出色的醫生，羅大佑在音樂上卻是人人崇拜的大師，創作了許多充滿批判爭議的音樂，也曾經被當時的新聞局和電視臺列為封殺的人物， 不過這也讓羅大佑成為年輕人崇拜的偶像，甚至封他為"抗議歌手"。不過羅大佑在節目中卻澄清，自己從來沒想過要當"抗議歌手"，對於這麼多人的崇拜只覺得 很可怕，還一度逃到紐約避風頭，羅大佑說自己其實是害羞內向的人，不但不敢聽自己唱的歌，也不敢看關於自己的報導，像是如果走進一家店裏，聽到老闆正在放 他的唱片，會毫不考慮的立刻閃人；而羅大佑最害怕的還有唱現場，因為承受不了面對台下觀眾的壓力，羅大佑寧願自己躲在錄音室裏唱給自己爽，這也是羅大佑很 少在節目中唱歌的原因之一。
在節目中羅大佑也談到了和李烈離婚的原因，對於李烈曾經說他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個性火爆不容易相處，羅大 佑全部都一概承認，羅大佑也說了重話，表示自己是一個根本不應該結婚的人，因為太執著于音樂，羅大佑常常會忘了已經結婚這件事。兩個人的生活，也因為許多 不同的習慣，羅大佑和李烈之間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像是睡覺時羅大佑總是會放著音樂入眠，但李烈常常會把音樂關掉而讓羅大佑很不能接受。至於誰提出離婚 的要求，羅大佑也表示是李烈提出來的，不過雖然沒有先說要離婚，但羅大佑在離婚之前的確已經想過離婚這件事。即將邁入50大關，歷經和李烈的結婚、離婚， 羅大佑對於生命有清楚的認識，他表示不會選擇再婚，還說自己是那種斷子絕孫的人，主持人張清芳開玩笑的說羅大佑的晚年會很孤獨，羅大佑無奈的一笑，也點頭 表示的確會很孤獨，晚景淒涼啊！
三立電視臺
羅大佑訪談 : 羅大佑：北京的衝擊
羅大佑：今年是北京變化最大的一年，申辦奧運成功，北京每天都在建設，到處都是工地，我想你可能從來沒有像2002年這樣聽到那麼多工地的噪音。這給了我 心理很大的衝擊，我想要知道2002這一年在五千年中的地位。音樂的中心是心和感情，不管你在那兒，你的中心點都還是人，我在追求和尋找的還是人本身的意 義。
羅大佑終於要在北京開一場個人演唱會了。“羅大佑•圍爐音樂晚會——相約海峽兩岸音樂人演唱會”將要在首都體育館隆重舉行。作為整 個“羅大佑藝術生涯20周年系列活動”的壓軸大戲，羅大佑要用這場個唱為自己總結，而那些在羅大佑的歌中走過青春的人，也要用這一晚懷舊、買醉、放聲大 笑、抱頭痛哭。而這位歌者，則用他睿智的思維和儒雅的話語，為你解開那許多心結。
北京將成華語流行樂中心
新聞週刊：許多臺灣的音樂人都來到了內地，而他們——比如李宗盛——大多選擇去了上海，你為什麼會選擇來北京？
羅大佑：我想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吸引我來北京。今年3月份我來北京，短短兩個禮拜就決定了在北京設辦公室。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就像你和一個女人談戀愛寫 歌給她一樣，你都不會知道為什麼。我住過很多地方，搬過很多次家，來北京表明我的空間會更大。北京已經無可避免地成為世界華人最大的文化彙聚地。1993 年我第一次來北京，看到到處都貼著標語，寫著“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可是我現在再來，在大街上再也看不見標語了，你知道嗎？這對我的衝擊是很大的， 也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給我的衝擊。
新聞週刊：來北京長住有半年時間了吧？對這個城市有什麼感受嗎？
羅大佑： 今年是北京變化最大的一年，申辦奧運成功，北京每天都在建設，到處都是工地，我想你可能從來沒有像2002年這樣聽到那麼多工地的噪音。這給了我心理很大 的衝擊，我想要知道2002這一年在五千年中的地位。音樂的中心是心和感情，不管你在那兒，你的中心點都還是人，我在追求和尋找的還是人本身的意義。
新聞週刊：你自己的公司音樂工廠在內地怎麼一直沒有動靜？
羅大佑：其實設廠和創作是一樣的，我不可能在臺北寫北京，我必須要在北京紮根，必須要深入到北京，才能夠寫這片土地。音樂工廠之所以沒有什麼大動作，第 一因為今年北京變化太大，我還需要觀察和判斷。我把音樂工廠設在北京，就是相信中國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向你保證，在明年年底之前，北京肯定將變成 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心。
“中”就是平衡
新聞週刊：你的很多歌都是講感情的，那些都是來自你的親身體會嗎？或者是通過一些別的途徑感受到的？
羅大佑：歌啊，其實除了感情之外，它什麼都不是。我想我大部分所謂這種創作上的靈感啊、動機啊、心得啊，都來自於我自己對人、對土地、對一個民族、對一個國家、對你的親情、對你的友情、對你男女之間的愛情的一種表達的方式。
新聞週刊：你與李烈相戀10年感情一直很好，可是怎麼剛一結婚不久就離婚了呢？
羅大佑：所以我就感歎婚姻的殺傷力啊！現在整個時代都在考驗人之間的真情，我特別懷疑結婚證書這個所謂永久合約的可行性，我覺得那種人與人之間真正心對心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新聞週刊：這個時代的變化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羅大佑：當然有。你用你創作的歌曲要打破時代的禁忌，這恐怕是很難一步到位的，需要經過進化而來。我一直都是在很矛盾地思考一個東西被接受的可能性，而不是想要去打破什麼。
在“9•11”之後，東西方社會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不光是政治上、經濟上，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和價值體系上。我覺得“9•11”就是穆斯林與西方基督教 幾千年對峙的一次迸發，而中國在這中間又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我覺得中國的“中”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在世界兩大宗教力量中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我 覺得“9•11”對世人的心理的影響是很大的，甚至這種影響還會延續很長時間。
新聞週刊：一個流行音樂創作者，需要思考那麼多的社會、歷史、人生等等問題，並把這些都放進流行音樂作品裏面嗎？
羅大佑：我喜歡多方觀察人和思考。我是學醫的，我開過刀，在急診室呆過，看到過血淋淋的場面，也親眼看到有人在我手中死去，我想我對於死亡、對於人的認 識是很深的，這是生理上的價值。另外還要有心理上的價值。我28歲時出《之乎者也》，那之前我有7年在醫學院，根本不去接觸社會，過的是一種封閉生活。出 了唱片以後有了巨變，還有不久前父親的去世，都給了我心理上很大的衝擊，也讓我成長。而這些，都是我想要放進歌裏面的思考。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作者：王磊
羅大佑終於要在北京開一場個人演唱會了。“羅大佑•圍爐音樂晚會——相約海峽兩岸音樂人演唱會”將要在首都體育館隆重舉行。作為整 個“羅大佑藝術生涯20周年系列活動”的壓軸大戲，羅大佑要用這場個唱為自己總結，而那些在羅大佑的歌中走過青春的人，也要用這一晚懷舊、買醉、放聲大 笑、抱頭痛哭。而這位歌者，則用他睿智的思維和儒雅的話語，為你解開那許多心結。
北京將成華語流行樂中心
新聞週刊：許多臺灣的音樂人都來到了內地，而他們——比如李宗盛——大多選擇去了上海，你為什麼會選擇來北京？
羅大佑：我想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吸引我來北京。今年3月份我來北京，短短兩個禮拜就決定了在北京設辦公室。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就像你和一個女人談戀愛寫 歌給她一樣，你都不會知道為什麼。我住過很多地方，搬過很多次家，來北京表明我的空間會更大。北京已經無可避免地成為世界華人最大的文化彙聚地。1993 年我第一次來北京，看到到處都貼著標語，寫著“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可是我現在再來，在大街上再也看不見標語了，你知道嗎？這對我的衝擊是很大的， 也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給我的衝擊。
新聞週刊：來北京長住有半年時間了吧？對這個城市有什麼感受嗎？
羅大佑： 今年是北京變化最大的一年，申辦奧運成功，北京每天都在建設，到處都是工地，我想你可能從來沒有像2002年這樣聽到那麼多工地的噪音。這給了我心理很大 的衝擊，我想要知道2002這一年在五千年中的地位。音樂的中心是心和感情，不管你在那兒，你的中心點都還是人，我在追求和尋找的還是人本身的意義。
新聞週刊：你自己的公司音樂工廠在內地怎麼一直沒有動靜？
羅大佑：其實設廠和創作是一樣的，我不可能在臺北寫北京，我必須要在北京紮根，必須要深入到北京，才能夠寫這片土地。音樂工廠之所以沒有什麼大動作，第 一因為今年北京變化太大，我還需要觀察和判斷。我把音樂工廠設在北京，就是相信中國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向你保證，在明年年底之前，北京肯定將變成 華語流行音樂的中心。
“中”就是平衡
新聞週刊：你的很多歌都是講感情的，那些都是來自你的親身體會嗎？或者是通過一些別的途徑感受到的？
羅大佑：歌啊，其實除了感情之外，它什麼都不是。我想我大部分所謂這種創作上的靈感啊、動機啊、心得啊，都來自於我自己對人、對土地、對一個民族、對一個國家、對你的親情、對你的友情、對你男女之間的愛情的一種表達的方式。
新聞週刊：你與李烈相戀10年感情一直很好，可是怎麼剛一結婚不久就離婚了呢？
羅大佑：所以我就感歎婚姻的殺傷力啊！現在整個時代都在考驗人之間的真情，我特別懷疑結婚證書這個所謂永久合約的可行性，我覺得那種人與人之間真正心對心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新聞週刊：這個時代的變化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羅大佑：當然有。你用你創作的歌曲要打破時代的禁忌，這恐怕是很難一步到位的，需要經過進化而來。我一直都是在很矛盾地思考一個東西被接受的可能性，而不是想要去打破什麼。
在“9•11”之後，東西方社會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不光是政治上、經濟上，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和價值體系上。我覺得“9•11”就是穆斯林與西方基督教 幾千年對峙的一次迸發，而中國在這中間又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我覺得中國的“中”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在世界兩大宗教力量中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我 覺得“9•11”對世人的心理的影響是很大的，甚至這種影響還會延續很長時間。
新聞週刊：一個流行音樂創作者，需要思考那麼多的社會、歷史、人生等等問題，並把這些都放進流行音樂作品裏面嗎？
羅大佑：我喜歡多方觀察人和思考。我是學醫的，我開過刀，在急診室呆過，看到過血淋淋的場面，也親眼看到有人在我手中死去，我想我對於死亡、對於人的認 識是很深的，這是生理上的價值。另外還要有心理上的價值。我28歲時出《之乎者也》，那之前我有7年在醫學院，根本不去接觸社會，過的是一種封閉生活。出 了唱片以後有了巨變，還有不久前父親的去世，都給了我心理上很大的衝擊，也讓我成長。而這些，都是我想要放進歌裏面的思考。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作者：王磊
歷史報道 : 音樂追夢人--羅大佑專訪
提要：長久以來，拜盜版和翻唱所賜，海峽這邊的中國人得以聽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聲音。長久以來，羅大佑的歌聲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慰藉著一顆顆年輕的心。 隨著9月初滬、杭兩地演唱會的臨近，羅大佑已由民間的汩汩細流彙聚成一場風暴。這是一場遲開的盛宴，而在20世紀最後一年的舉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徵意 義。莫里斯•迪克斯坦說，對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會上結束的。再過多少年，我們是否也會說，80年代止於20世紀末的那個夜晚，那個與羅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會上最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記得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到上海?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對。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大陸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緣份？
羅：是一種緣分，真的沒有辦法。批文每個地方報批的方式都不一樣，各個地方的人情結構也不一樣。所以這次來來去去工作一兩年這樣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順利的。這只能說是一種宿命，一種緣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第一次來大陸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有這麼高的聲望？
羅：多多少少聽到有朋友在講，可是我總是沒有面對這麼多朋友嘛，實際上有點意外。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您的歌通過盜版的方式已經在大陸流行很多年了。
羅：其實盜版有時也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種什麼呢，是一種必要之罪。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經在演唱會live版的專輯中寫到過您在演唱會上是感覺最孤獨的人，每次演唱會之後都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為什麼這次還能鼓起勇氣作現場的東西？
羅：這與做唱片是一樣的。出一張唱片，花很多時間去積累下來。我是這樣，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會去聽那些歌了，當然在做宣傳的時候，面對記者朋友或 是上電臺的時候那是例外。因為前面要反復地聽嘛，我會一直這樣上百次。等於你的創作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咀嚼的一個經驗。你咀嚼這麼多次，到錄完為止。 如果花兩年時間製作的話，我面對這些歌已經兩年了，也是到了一個應該面世的時候了。演唱會其實也一樣，要求你全力以赴這樣子。我一直強調演唱會之前是我人 生裏最恐怖的一段時間。累積那麼久的時間，累積那麼久的能量，然後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錢都已經付出來了，唱片公司都已經在銀行裏面收利息了，你坐 在那邊會說我不辦了？對不對？所以演唱會那種兩軍對壘、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強烈，我一直把演唱會當作戰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鐘是不是很緊張？
羅：那當然啦，那還用講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華人歌手中你是第一個發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現場演唱會比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羅：我在1998年8月29號紐約林肯中心辦演唱會之外，我之前的演唱會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場。我是很怕做演唱會的，因為演唱會有那種焦慮，總 是有那種期待，非要在那個right moment。那麼久了以後又到了這個在世紀交替的時候，總覺得那麼久的音樂似乎應該做一個交代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沒辦法。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該把它做 掉，給自己的挑戰還是得面對。
中國新聞週刊：在大陸開演唱會是不是您的一個大的心願？
羅：當然算是，因為大陸有 那麼多的城市，我在臺灣開，了不起就是臺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這樣子。肯定要感受那種大江南北遊走，每個地方，每個都市不一樣的人情風土那種感覺。好 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格局。當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還開玩笑說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搶過去不少。到了北京來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廣 州嘛講粵語的人又多了一點。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樣。我個人是很喜歡在不一樣的地方感受不一樣的人的文化特質。我個人是很喜歡學習。我們學醫的人，比如 你學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點。尤其我是學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從腦部到腳底，每一科都要請示我們這一科的意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內部去，其他沒有 專科醫生是這樣的。所以對學習會有那種興趣。
150多首歌其實非常少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從性格上講您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羅：一向是這樣。做創作人蠻多的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很多時候要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創作就是你在做一個你自己都沒有寫過，別人也沒有寫過的方式或情感， 這才是創作嘛。但有時候有些歌會類似一點。像我有兩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愛的箴言》。這兩首歌主歌的和絃一模一樣，創作時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創 作。在那麼類似的情況下，這兩首歌還是不一樣。我跟你說你要是做一個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種歌或情境，它其實是很辛苦的。我們很不容易寫一首歌出來，這首歌 就是不跟別的歌詞撞到，它又有足夠好的旋律，它可以喚起大家對一種相同感情的認同，這個過程我認為它是相當難的。創作到某種程度，模式甚至整個被打破掉 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樣的模式已經太多了。所以創作會不斷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會不斷地起來。樂器也是一樣。創作是那麼辛苦的一個過程，我寫了 20多年歌也不過寫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實非常少的。20多年來就一直靠這個來掙飯吃。
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段時間墨鏡和長髮是您的標誌，您是什麼時候剪掉長髮，摘下墨鏡的？是不是剪掉長髮的那一瞬間自己覺得應該改變，應該有所突破？
羅：對。也不是有所突破，頭髮其實是生活裏的一部分，我並不特別把它當作一種造型。就把它當作自己，怎麼講，自己工作生活兩方面都算是可以遊走其間。比 較不會受到自己內向的個性的干擾。以前我面對攝像機是比較擔心的，所以那時需要墨鏡也是這樣的道理。86、87年吧，墨鏡就慢慢摘掉了。
中國新聞週刊：到美國以後。
羅：對，等於是要慢慢地熟悉環境，這個行業，各種場合。久了以後就習慣了，我想每種行業都是一樣的，教書教久了不用看書本也可以背出來了。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有一種說法，因為你學醫，作放射科的醫生，所以才養成戴墨鏡的習慣。
羅：沒有，放射科的醫生人家穿鉛做的衣服，戴墨鏡怎麼夠。墨鏡防護是不夠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自己說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資料說是《鄉愁四韻》，到底應該是哪個？
羅：《歌》的旋律是最早寫的。1974年，我大學二年級，剛從學校宿舍搬出來住，在學校旁邊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住。寫了旋律以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填上 詞，所以歌詞就一直空白下來。我現在還記得原來的歌詞，但它太濫也不好意思講。一直到76年有一個電影叫《閃亮的日子》，突然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劇本，裏面 有一首徐志摩的詩。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兩個月，其他的歌都已經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還沒寫好。有一天我到樓上去，那時我住在5樓，樓上還 沒有賣出去。我喜歡樓梯那種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間我又想到那首歌，這個詞譜上那曲正好。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雖然只有旋律而已。《鄉愁四韻》是餘 光中的詩，那是後來聽了民歌手楊弦先生譜的余光中先生的詩後，自己也試著譜曲。我記得這首歌應該比《歌》再晚一點點。
真正有一顆心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
中國新聞週刊：臺灣媒體早期曾經評價您是“臺灣的Bob Dylan”，是一個“抗議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針砭時弊的，從開始的《超級市民》、《亞細亞的孤兒》，到後來的《五十塊錢》。一般說來人在年輕的時候是 容易憤怒的，年紀大了以後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少，您是如何始終保持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呢？
羅：你這個問題問得好，現在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像 以前那種憤怒。其實也不是憤怒吧，做音樂就是一種心意，一種感情。在這個社會裏有太多聲音是太嘈雜的時候，我就覺得做音樂的有這個義務使社會稍微平和一 點，多做慢一點、比較和諧、再抒情的歌，讓大家都安心一點。但換一個角度，當因為各種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種各樣的理由，(社會)變得很沈默的時候，一個 藝術家有這個義務去講一些真話，但有時候講真話可能是很危險的。真的講到危險，假如你知道怎樣去表達這個訊息的話，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時代我們 沒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掉，弄一個不曉得什麼樣的政權取代它這樣子。人過安定的日子總會去想怎麼讓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錯，你明天要吃得更 好。你今天工作不錯，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遷，可以安定。譬如在一個雜誌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為更好地執行、更高的職位 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麼不好可能你今天沒辦法影響他，但哪天你做了那個職位以後，你原來不滿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滿意，然後再有一個比你 更好的年輕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國5000年的文化、國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對我來說我並不忌諱談政治，我覺得假如一個社會裏大家都忌諱談政治，都很小心 翼翼的、都很沈默的話，我相信這樣的社會它是有問題的。臺灣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我第一首《閃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詞有一段是“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 曾共同歡笑”，那個時候就是說“你這歡笑很好，你這哭泣不行，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那個時候臺灣也 是很封閉的。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是到發行《愛人同志》的時候才比較順利一點
羅：對。其實在《未來的主人翁》的時 候就已經比較寬鬆一點點。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現象七十二變》也可以通過。侯德健那時候也和我一樣，老是在“新聞局”裏吵架。後來他們也發現我們沒什麼 惡意了。你說崔健寫歌他會有惡意嗎，不會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顆心，你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我是這樣子的。我覺得我寫的是真話，這樣的東西長遠來講對社會是 有益的。我倒不覺得我會被關起來，關起來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顆心的話，歌本身能反映這顆心的。你其實在講一些話，這些話靠很真實的情感來表達。
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中國新聞週刊：《皇后大道東》、《首都》、《原鄉》三張專輯可以說是您在音樂創作上的一種“野心”，就是一個曲子可以不費力地配上粵語、國語、台語來演唱，您覺得這個嘗試成功嗎？
羅：我覺得不錯。中文裏面有語言結構相同的地方，當然有的朋友會說我“一魚三吃”。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有樂評說你是“投機取巧”。
羅：對。投機可能有一點，但並不取巧。因為很少有人去想用這種方式運用中文的幾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煙灰缸粵語 叫做煙灰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你想從南到北，幾千公里，這個民族已經慢慢變成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了。氣候、吃的東西根本都不一樣，幾百年下來，那個東西還 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裏表達出一種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為什麼海峽那邊的羅大佑寫的歌，大陸這邊的一些同胞會喜歡。兩岸相拒在1990年的 時候也已經40年了，因為大家在語言裏面、在歌裏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維護一個民族，你維護一個國家，你維護一個家庭，維護兩個 人的愛情，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電子時代的掙扎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現在發表的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臺灣媒體評價您是臺灣第一代搖滾歌手。從您骨子裏，您是喜歡搖滾樂多呢還是更喜歡抒情的東西？
羅：其實我都經過。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語言。早期當然就是一把木吉它這樣唱。到不夠的時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電吉它上臺時他是被噓下去的。你一個民歌手怎麼能做為人不齒的搖滾樂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時另一次革命已經在產生了，它其實也在從 一種雛形轉變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講話的方式。到84、85年，從全世界第一台電子合成器開始，電子音樂也變成新時代的一種語言。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革命 也就慢慢地來了。這種革命不是一種巨變，因為它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我經過幾個時代下來，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很多的電子音樂。我不是希望大家來跳熱舞，來 搖頭，但是這種語法是你本身必須要去接受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你現在每次買給小孩子玩的東西都是一張遊戲光碟的話，他們這一代人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完全不曉得 會變成什麼樣的過程，我們最好還是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和他們溝通。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你曾唱到“我們不要被你的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羅：對，我想不要，但這也是一種掙扎一種不得已。我在講不要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預測這東西遲早要來的。我們怎樣使人不被那個東西牽著鼻子走，你用電腦也是 希望它能幫你工作而不是你變成它的奴隸。每個人都在用電腦，你不用，你就會變成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人。這句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是假如說你也變成那麼 多用電腦的人中的一個奴隸的話，那我寧願做一個人的奴隸，我不要作機器的奴隸。人類和機械文明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我們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們的靈 魂給搶走。我們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爛。我們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工作狂。
一個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來源於天才。我絕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話，不會只寫那麼一點點歌的。我就會像莫札特一樣寫了 41首交響曲。莫札特是個天才，他都沒有時間來改自己寫的曲子，因為他實在是太多產了。如果一個交響樂團不停地演奏莫札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個月。最 戲劇化的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可是他死的時候下著大雨，連他太太都沒有去送殯。他死後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來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們這種凡人 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點時間，賺多一點錢。然後有錢了，再多花一點時間，多寫幾首歌，多賺一點錢。
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在您的創作裏對您影響最大的歌手是誰？
羅：不能只有一個。Bob Dylan肯定有影響，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個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對我影響蠻大的。譬如說莫札特有一首曲子對我影響蠻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個主題很有趣，16個小 節他只用了三個和絃，只有上和絃，下主和絃和主和絃三種。可是他把對稱和平衡的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現在還在反復地聽它，我在裏面找到一種平衡感，很類 似中國傳統裏的對稱，像對聯一樣的對稱。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後來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對作曲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聽聽看。莫札特那個《魔笛》裏面的《吹 笛人》那個主題。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從現在華語歌壇的發展來看，大家都認為您處在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羅：後無來者不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但起碼現在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羅：他會慢慢出現的。10年前你談羅大佑也就是一個羅大佑，15年前你談羅大佑是什麼？一個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積夠多了以後，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 作他的曲子的話，他的份量才會慢慢出來的。所以假如說大家認為羅大佑有什麼分量的話，那這個分量我相信它絕對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 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棄父母投資在我身上7年的一個醫學院(教育)。我拿到醫生的執照，然後當醫生一年半。這些東西我全部要丟掉，我全力投到音樂裏面去我 才會有今天這麼一點點的成就，它不是憑空得來的。我要違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醫生這樣一個我更早的時候給他們的承諾。我必須要做到，就是我講到要做到，我 得給他們一個承諾，我去做音樂，我活得絕對不會比做醫生更爛的，我的收入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做醫生更糟糕，我在這一行的成就不會比做 醫生更差的。我對我父母的承諾一定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絕對不在乎錢。我很在乎錢，我覺得錢很重要。錄音室裏面一個鐘頭 三千塊錢台幣。沒有錢你憑什麼來錄音呢？你打電話過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樂是需要錢的，你在錄音室裏面做音樂每一分鐘都是錢呢。你找人編曲不要錢嗎？你想 不想找一個更好的，更貴的編曲家來編？想不想用一個更好的錄音師，更有經驗的？譬如在上海8萬人體育場，他這個更好的經驗會把8萬人體育場調到一個前所未 有的高度，不會讓大家覺得8萬人體育場怎麼會音響都不對？所以我得多賺一點錢，去搞好音響，但萬一我搞的音響是好的，有了一個好的模式，以後的藝人就都可 以享用這個模式。找到一個標準，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錢，我很在乎錢能不能替我提供一個好的科技，讓我在錄音室裏面做更多的嘗試。所以你說到就 要做到，要把它做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歌壇有了這樣一種地位之後，有時會不會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羅：我倒不覺得高處不勝寒。你羅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麼高嗎？你那麼了不起嗎？事業真的那麼大嗎？
中國新聞週刊：但是從目前華語歌壇看就是這樣啊。
羅：我是常常會覺得有不足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就像演唱會之後總是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其實就是這樣。那種被擊敗的感覺，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 覺也用光了，激情過後，要替明天一個嶄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訴自己，昨天已經過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種光榮的美夢。要為明天著 想，明天是一個嶄新的你，你羅大佑還是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不要老是靠“一魚三吃”來騙我們。現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聰明的。不要希望去騙別 人，我覺得如果你騙不了自己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騙人。
在音樂上很貪心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很早的時候您就提倡“詞曲咬合”，就是說詞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羅：這跟中國的文字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歌就是要讓人聽懂的。只有那種自命清高的那種藝術歌曲才會故意把歌詞反過來。所以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我們真要 跟做音樂的人去溝通的話，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讓它變得更平滑，他聽上去受到的阻礙就會更少一點，他進到音樂裏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認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詞造句比較講究。有的時候會用一些比較晦澀，生僻的詞。您在寫這些歌時有沒有考慮過聽眾接受起來會有一定困難？
羅：會，但假如說有的時候太口語化的東西多了以後我也會擔心，想著是不是太通俗了點，太綿綿細雨的成分在裏面，歌詞的層面是很多的，寫歌的方式也是有 800萬種。我想一首歌的創作方式絕對有800萬種。那你怎麼讓這個創作空間有一種，快的節奏能處理，慢的節奏也可以；管弦樂的東西你可以對付，搖滾樂的 東西你也可以來。比如彈吉他,一隻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兩根弦，去創作這種東方式，臺灣式，月琴那種彈法的樂曲。在這方面我是很貪心的。貪心之下 其實也有一種念頭，就是希望這個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種固定的模式裏面。我總是說我為什麼比較賺錢的原因就在這裏面。我們錄音是很貴的。有時候我們在錄音室裏 面試那個效果器，有的時候為4.2秒還是3.6秒去做嘗試，可能一試就是幾個鐘頭。一下幾萬塊台幣就不見了。就在那幾秒甚至幾毫秒間，你都是在做一些試 驗，你真的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別人聽起來有一種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費它，我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個新意一定要有，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創 作人。我們創作人不是說寫文章，告訴人民形勢正在起變化。我們不是絞盡腦汁在鬥倒某些人。我們是希望讓別人的生活更平靜，更多一點感情。所以追隨你的歌的 人，要追隨你的感情。不要追隨羅大佑，追隨羅大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如果喜歡羅大佑的歌，去買他的CD，去聽他的歌，我拿到版稅，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 其實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歌就已經屬於聽者了。當你聽到這首歌，你覺得很傷心，在一個淒美的晚上。你覺得這個晚上對你，你可能遭受心靈打擊，你可能被老闆罵了 一頓，如果這個歌對你有幫助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音樂人就覺得有意義了，我就覺得我的創作沒有白費。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頻率存活下來
中國新聞週刊：像您這麼精益求精地做音樂，出專輯，現在歌壇的製作風氣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講究速度，講究效率。越來越快地推偶像，越來越快地推新歌。
羅：但我不會因為他們那麼做，就違背我一貫的原則。所以我要多賺一點錢，去存活得時間更久一點。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 來，還有我的位置，我必須要證明這一點。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還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羅大佑每個月出一張唱片。我沒有那麼快，以前沒有那麼快，現在沒有那麼快， 將來也沒有那麼快。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近年來您的寫歌速度越來越慢，從《之乎者也》、《家》到《未來的主人翁》，後來到《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好像節奏拉得越來越慢了。
羅：對,人成熟了以後,老了以後就是這個現象嘛。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羅:有關係。因為你考慮到前邊的那些歌寫過以後，就已經被你排除掉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寫歌的方式了。從另一方面來講,莫札特也很幸運,他就死在35歲。如果他死在80歲，大家也會發現他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本身就不創作，整天拿個答錄機聽他自己過去的作品。
中國新聞週刊：像Bob Dylan或者“滾石”這樣的歌手或是樂隊，他們的歌迷會從60年代一直追隨到現在。在大陸或者臺灣，您也有這樣追隨您的歌迷，從7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你在新專輯中有很多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
羅：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經過了太多的階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在改變。喜歡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開，一些人進 來，就是這樣不斷地在改變。我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我不能說年輕人聽到我這種很慢的曲子，一個民樂的曲子,或者說我組合過的民歌加電子樂，就趕快變成羅大 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從歲月中成長過來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羅大佑沒有讓他們失望的話，這些音樂是可以陪伴他們一陣子， 這一陣子要長一點。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奢望。創作人就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的歌時間長一些，希望自己寫的曲子聽的人多一些。我沒有別的奢望。創作人也和一 般人一樣，吃喝拉撒，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平凡人的日子。專業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點。
中國新聞週刊：劉索拉講過，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國民歌，被您給唱倒了。那中國傳統的音樂在您的創作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羅：我舉個例子，像台語歌它那種哭調其實是非常中國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諱言我是一個統派的人，我對臺灣獨立怎麼看都覺得它有問題。我不是因 為我在北京才這麼講，我在臺北也這麼講。這樣一種調式的東西，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樂它的本質是一樣的，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大家 的血緣、命脈、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樂有助於去找到我們共同的祖先，音樂有助於我們去找到我們共同的周遭的情緒。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國新聞週刊：您寫了這麼多情歌，這裏面有沒有自己感情經歷的影子？
羅：當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裏面的一個影子。有時候不見得只是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戀的時候一些影子在裏面，把它拼湊起來。像《戀曲一九八Ο》就會特別清楚，有時候就會不一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剪貼。
中國新聞週刊：您給很多歌手寫過歌，這些歌過一段時間又會拿來自己唱，而您的演繹和他們的好像完全不同。
羅：我是這樣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種方式，編曲會只有一種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給像齊豫、梅豔芳、陳淑樺那麼好的歌手的話，他們的演繹 方法會有很多種。同樣是《滾滾紅塵》，編曲用這樣的方式那樣的方式，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他們都是很好的詮釋樂曲的人。假如我做製作人，譬如說陳淑樺， 我會在那段時間裏面，幫她找一個最對的方式。但陳淑樺表現的方式絕對的不只是那個樣子的。反過來羅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裏就只有那一種方式表達。 因為寫曲的人是我，我對那首歌先入為主的那種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會變成只有一種模式。
中國新聞週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語化一點，您對李宗盛怎麼評價？
羅：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詞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樣的一點，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我會做我自己的製作公司來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個性喜歡跟 很多人一起工作，這樣比較有效率，他會找到一種方式。我選擇跟“滾石唱片”合作，他選擇在“滾石唱片”內部工作，這就顯示出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他的生日跟 我就差一天嘛。我們都有對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敏感度。我們都把音樂當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面臨音樂市場的很大的衝擊，現在的音樂市場是很不好的，因 為電腦的關係、因為網路的關係、因為下載的關係、因為翻版的關係，我們一樣的一點就是我們還在努力，我們沒有放棄。我們覺得如果好好做的話，音樂可以和其 他的媒體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們最燦爛的日子已經不在了，這沒有關係。每個時代可能都有它最燦爛的媒體存在。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
正文：演唱會上最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記得您第一次來大陸就是到上海?
羅大佑(以下簡稱“羅”)：對。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大陸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緣份？
羅：是一種緣分，真的沒有辦法。批文每個地方報批的方式都不一樣，各個地方的人情結構也不一樣。所以這次來來去去工作一兩年這樣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順利的。這只能說是一種宿命，一種緣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第一次來大陸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有這麼高的聲望？
羅：多多少少聽到有朋友在講，可是我總是沒有面對這麼多朋友嘛，實際上有點意外。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您的歌通過盜版的方式已經在大陸流行很多年了。
羅：其實盜版有時也是一種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種什麼呢，是一種必要之罪。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經在演唱會live版的專輯中寫到過您在演唱會上是感覺最孤獨的人，每次演唱會之後都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為什麼這次還能鼓起勇氣作現場的東西？
羅：這與做唱片是一樣的。出一張唱片，花很多時間去積累下來。我是這樣，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會去聽那些歌了，當然在做宣傳的時候，面對記者朋友或 是上電臺的時候那是例外。因為前面要反復地聽嘛，我會一直這樣上百次。等於你的創作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咀嚼的一個經驗。你咀嚼這麼多次，到錄完為止。 如果花兩年時間製作的話，我面對這些歌已經兩年了，也是到了一個應該面世的時候了。演唱會其實也一樣，要求你全力以赴這樣子。我一直強調演唱會之前是我人 生裏最恐怖的一段時間。累積那麼久的時間，累積那麼久的能量，然後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錢都已經付出來了，唱片公司都已經在銀行裏面收利息了，你坐 在那邊會說我不辦了？對不對？所以演唱會那種兩軍對壘、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強烈，我一直把演唱會當作戰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鐘是不是很緊張？
羅：那當然啦，那還用講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華人歌手中你是第一個發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現場演唱會比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羅：我在1998年8月29號紐約林肯中心辦演唱會之外，我之前的演唱會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場。我是很怕做演唱會的，因為演唱會有那種焦慮，總 是有那種期待，非要在那個right moment。那麼久了以後又到了這個在世紀交替的時候，總覺得那麼久的音樂似乎應該做一個交代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沒辦法。你該做的事情還是該把它做 掉，給自己的挑戰還是得面對。
中國新聞週刊：在大陸開演唱會是不是您的一個大的心願？
羅：當然算是，因為大陸有 那麼多的城市，我在臺灣開，了不起就是臺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這樣子。肯定要感受那種大江南北遊走，每個地方，每個都市不一樣的人情風土那種感覺。好 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格局。當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還開玩笑說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搶過去不少。到了北京來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廣 州嘛講粵語的人又多了一點。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樣。我個人是很喜歡在不一樣的地方感受不一樣的人的文化特質。我個人是很喜歡學習。我們學醫的人，比如 你學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點。尤其我是學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從腦部到腳底，每一科都要請示我們這一科的意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內部去，其他沒有 專科醫生是這樣的。所以對學習會有那種興趣。
150多首歌其實非常少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從性格上講您是不是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羅：一向是這樣。做創作人蠻多的時候還是要面對自己，很多時候要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創作就是你在做一個你自己都沒有寫過，別人也沒有寫過的方式或情感， 這才是創作嘛。但有時候有些歌會類似一點。像我有兩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愛的箴言》。這兩首歌主歌的和絃一模一樣，創作時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創 作。在那麼類似的情況下，這兩首歌還是不一樣。我跟你說你要是做一個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種歌或情境，它其實是很辛苦的。我們很不容易寫一首歌出來，這首歌 就是不跟別的歌詞撞到，它又有足夠好的旋律，它可以喚起大家對一種相同感情的認同，這個過程我認為它是相當難的。創作到某種程度，模式甚至整個被打破掉 了，因為大家覺得這樣的模式已經太多了。所以創作會不斷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會不斷地起來。樂器也是一樣。創作是那麼辛苦的一個過程，我寫了 20多年歌也不過寫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實非常少的。20多年來就一直靠這個來掙飯吃。
中國新聞週刊：有一段時間墨鏡和長髮是您的標誌，您是什麼時候剪掉長髮，摘下墨鏡的？是不是剪掉長髮的那一瞬間自己覺得應該改變，應該有所突破？
羅：對。也不是有所突破，頭髮其實是生活裏的一部分，我並不特別把它當作一種造型。就把它當作自己，怎麼講，自己工作生活兩方面都算是可以遊走其間。比 較不會受到自己內向的個性的干擾。以前我面對攝像機是比較擔心的，所以那時需要墨鏡也是這樣的道理。86、87年吧，墨鏡就慢慢摘掉了。
中國新聞週刊：到美國以後。
羅：對，等於是要慢慢地熟悉環境，這個行業，各種場合。久了以後就習慣了，我想每種行業都是一樣的，教書教久了不用看書本也可以背出來了。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有一種說法，因為你學醫，作放射科的醫生，所以才養成戴墨鏡的習慣。
羅：沒有，放射科的醫生人家穿鉛做的衣服，戴墨鏡怎麼夠。墨鏡防護是不夠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自己說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資料說是《鄉愁四韻》，到底應該是哪個？
羅：《歌》的旋律是最早寫的。1974年，我大學二年級，剛從學校宿舍搬出來住，在學校旁邊外面租了一個小房子住。寫了旋律以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填上 詞，所以歌詞就一直空白下來。我現在還記得原來的歌詞，但它太濫也不好意思講。一直到76年有一個電影叫《閃亮的日子》，突然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劇本，裏面 有一首徐志摩的詩。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兩個月，其他的歌都已經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還沒寫好。有一天我到樓上去，那時我住在5樓，樓上還 沒有賣出去。我喜歡樓梯那種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間我又想到那首歌，這個詞譜上那曲正好。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雖然只有旋律而已。《鄉愁四韻》是餘 光中的詩，那是後來聽了民歌手楊弦先生譜的余光中先生的詩後，自己也試著譜曲。我記得這首歌應該比《歌》再晚一點點。
真正有一顆心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
中國新聞週刊：臺灣媒體早期曾經評價您是“臺灣的Bob Dylan”，是一個“抗議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針砭時弊的，從開始的《超級市民》、《亞細亞的孤兒》，到後來的《五十塊錢》。一般說來人在年輕的時候是 容易憤怒的，年紀大了以後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少，您是如何始終保持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呢？
羅：你這個問題問得好，現在很多人問我有沒有像 以前那種憤怒。其實也不是憤怒吧，做音樂就是一種心意，一種感情。在這個社會裏有太多聲音是太嘈雜的時候，我就覺得做音樂的有這個義務使社會稍微平和一 點，多做慢一點、比較和諧、再抒情的歌，讓大家都安心一點。但換一個角度，當因為各種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種各樣的理由，(社會)變得很沈默的時候，一個 藝術家有這個義務去講一些真話，但有時候講真話可能是很危險的。真的講到危險，假如你知道怎樣去表達這個訊息的話，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時代我們 沒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這個政權推翻掉，弄一個不曉得什麼樣的政權取代它這樣子。人過安定的日子總會去想怎麼讓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錯，你明天要吃得更 好。你今天工作不錯，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遷，可以安定。譬如在一個雜誌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為更好地執行、更高的職位 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麼不好可能你今天沒辦法影響他，但哪天你做了那個職位以後，你原來不滿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滿意，然後再有一個比你 更好的年輕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國5000年的文化、國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對我來說我並不忌諱談政治，我覺得假如一個社會裏大家都忌諱談政治，都很小心 翼翼的、都很沈默的話，我相信這樣的社會它是有問題的。臺灣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我第一首《閃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詞有一段是“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 曾共同歡笑”，那個時候就是說“你這歡笑很好，你這哭泣不行，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那個時候臺灣也 是很封閉的。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是到發行《愛人同志》的時候才比較順利一點
羅：對。其實在《未來的主人翁》的時 候就已經比較寬鬆一點點。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現象七十二變》也可以通過。侯德健那時候也和我一樣，老是在“新聞局”裏吵架。後來他們也發現我們沒什麼 惡意了。你說崔健寫歌他會有惡意嗎，不會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顆心，你會為自己的音樂負責。我是這樣子的。我覺得我寫的是真話，這樣的東西長遠來講對社會是 有益的。我倒不覺得我會被關起來，關起來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顆心的話，歌本身能反映這顆心的。你其實在講一些話，這些話靠很真實的情感來表達。
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中國新聞週刊：《皇后大道東》、《首都》、《原鄉》三張專輯可以說是您在音樂創作上的一種“野心”，就是一個曲子可以不費力地配上粵語、國語、台語來演唱，您覺得這個嘗試成功嗎？
羅：我覺得不錯。中文裏面有語言結構相同的地方，當然有的朋友會說我“一魚三吃”。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有樂評說你是“投機取巧”。
羅：對。投機可能有一點，但並不取巧。因為很少有人去想用這種方式運用中文的幾種語言，我覺得這個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煙灰缸粵語 叫做煙灰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你想從南到北，幾千公里，這個民族已經慢慢變成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了。氣候、吃的東西根本都不一樣，幾百年下來，那個東西還 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裏表達出一種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為什麼海峽那邊的羅大佑寫的歌，大陸這邊的一些同胞會喜歡。兩岸相拒在1990年的 時候也已經40年了，因為大家在語言裏面、在歌裏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維護一個民族，你維護一個國家，你維護一個家庭，維護兩個 人的愛情，感情的同時性太重要了。
電子時代的掙扎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現在發表的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臺灣媒體評價您是臺灣第一代搖滾歌手。從您骨子裏，您是喜歡搖滾樂多呢還是更喜歡抒情的東西？
羅：其實我都經過。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語言。早期當然就是一把木吉它這樣唱。到不夠的時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電吉它上臺時他是被噓下去的。你一個民歌手怎麼能做為人不齒的搖滾樂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時另一次革命已經在產生了，它其實也在從 一種雛形轉變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講話的方式。到84、85年，從全世界第一台電子合成器開始，電子音樂也變成新時代的一種語言。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革命 也就慢慢地來了。這種革命不是一種巨變，因為它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我經過幾個時代下來，下一張專輯可能會有很多的電子音樂。我不是希望大家來跳熱舞，來 搖頭，但是這種語法是你本身必須要去接受的一種方式。如果說你現在每次買給小孩子玩的東西都是一張遊戲光碟的話，他們這一代人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完全不曉得 會變成什麼樣的過程，我們最好還是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和他們溝通。
中國新聞週刊：可是你曾唱到“我們不要被你的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羅：對，我想不要，但這也是一種掙扎一種不得已。我在講不要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預測這東西遲早要來的。我們怎樣使人不被那個東西牽著鼻子走，你用電腦也是 希望它能幫你工作而不是你變成它的奴隸。每個人都在用電腦，你不用，你就會變成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人。這句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真實。可是假如說你也變成那麼 多用電腦的人中的一個奴隸的話，那我寧願做一個人的奴隸，我不要作機器的奴隸。人類和機械文明之間應該有一種平衡。我們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們的靈 魂給搶走。我們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爛。我們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工作狂。
一個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來源於天才。我絕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話，不會只寫那麼一點點歌的。我就會像莫札特一樣寫了 41首交響曲。莫札特是個天才，他都沒有時間來改自己寫的曲子，因為他實在是太多產了。如果一個交響樂團不停地演奏莫札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個月。最 戲劇化的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可是他死的時候下著大雨，連他太太都沒有去送殯。他死後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來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們這種凡人 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點時間，賺多一點錢。然後有錢了，再多花一點時間，多寫幾首歌，多賺一點錢。
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中國新聞週刊：您覺得在您的創作裏對您影響最大的歌手是誰？
羅：不能只有一個。Bob Dylan肯定有影響，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個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對我影響蠻大的。譬如說莫札特有一首曲子對我影響蠻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個主題很有趣，16個小 節他只用了三個和絃，只有上和絃，下主和絃和主和絃三種。可是他把對稱和平衡的方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現在還在反復地聽它，我在裏面找到一種平衡感，很類 似中國傳統裏的對稱，像對聯一樣的對稱。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後來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關係。對作曲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聽聽看。莫札特那個《魔笛》裏面的《吹 笛人》那個主題。莫札特的曲子開啟了我創作的心靈。
“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
中國新聞週刊：從現在華語歌壇的發展來看，大家都認為您處在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
羅：後無來者不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但起碼現在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羅：他會慢慢出現的。10年前你談羅大佑也就是一個羅大佑，15年前你談羅大佑是什麼？一個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積夠多了以後，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 作他的曲子的話，他的份量才會慢慢出來的。所以假如說大家認為羅大佑有什麼分量的話，那這個分量我相信它絕對不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兩年，五年甚至十年 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棄父母投資在我身上7年的一個醫學院(教育)。我拿到醫生的執照，然後當醫生一年半。這些東西我全部要丟掉，我全力投到音樂裏面去我 才會有今天這麼一點點的成就，它不是憑空得來的。我要違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醫生這樣一個我更早的時候給他們的承諾。我必須要做到，就是我講到要做到，我 得給他們一個承諾，我去做音樂，我活得絕對不會比做醫生更爛的，我的收入不會比做醫生更差的，我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做醫生更糟糕，我在這一行的成就不會比做 醫生更差的。我對我父母的承諾一定要去實現的。所以不要把羅大佑看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他絕對不在乎錢。我很在乎錢，我覺得錢很重要。錄音室裏面一個鐘頭 三千塊錢台幣。沒有錢你憑什麼來錄音呢？你打電話過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樂是需要錢的，你在錄音室裏面做音樂每一分鐘都是錢呢。你找人編曲不要錢嗎？你想 不想找一個更好的，更貴的編曲家來編？想不想用一個更好的錄音師，更有經驗的？譬如在上海8萬人體育場，他這個更好的經驗會把8萬人體育場調到一個前所未 有的高度，不會讓大家覺得8萬人體育場怎麼會音響都不對？所以我得多賺一點錢，去搞好音響，但萬一我搞的音響是好的，有了一個好的模式，以後的藝人就都可 以享用這個模式。找到一個標準，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錢，我很在乎錢能不能替我提供一個好的科技，讓我在錄音室裏面做更多的嘗試。所以你說到就 要做到，要把它做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您在歌壇有了這樣一種地位之後，有時會不會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羅：我倒不覺得高處不勝寒。你羅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麼高嗎？你那麼了不起嗎？事業真的那麼大嗎？
中國新聞週刊：但是從目前華語歌壇看就是這樣啊。
羅：我是常常會覺得有不足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就像演唱會之後總是有一種被擊敗的感覺，其實就是這樣。那種被擊敗的感覺，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 覺也用光了，激情過後，要替明天一個嶄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訴自己，昨天已經過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種光榮的美夢。要為明天著 想，明天是一個嶄新的你，你羅大佑還是要拿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不要老是靠“一魚三吃”來騙我們。現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聰明的。不要希望去騙別 人，我覺得如果你騙不了自己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騙人。
在音樂上很貪心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很早的時候您就提倡“詞曲咬合”，就是說詞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羅：這跟中國的文字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歌就是要讓人聽懂的。只有那種自命清高的那種藝術歌曲才會故意把歌詞反過來。所以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我們真要 跟做音樂的人去溝通的話，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讓它變得更平滑，他聽上去受到的阻礙就會更少一點，他進到音樂裏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認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詞造句比較講究。有的時候會用一些比較晦澀，生僻的詞。您在寫這些歌時有沒有考慮過聽眾接受起來會有一定困難？
羅：會，但假如說有的時候太口語化的東西多了以後我也會擔心，想著是不是太通俗了點，太綿綿細雨的成分在裏面，歌詞的層面是很多的，寫歌的方式也是有 800萬種。我想一首歌的創作方式絕對有800萬種。那你怎麼讓這個創作空間有一種，快的節奏能處理，慢的節奏也可以；管弦樂的東西你可以對付，搖滾樂的 東西你也可以來。比如彈吉他,一隻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兩根弦，去創作這種東方式，臺灣式，月琴那種彈法的樂曲。在這方面我是很貪心的。貪心之下 其實也有一種念頭，就是希望這個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種固定的模式裏面。我總是說我為什麼比較賺錢的原因就在這裏面。我們錄音是很貴的。有時候我們在錄音室裏 面試那個效果器，有的時候為4.2秒還是3.6秒去做嘗試，可能一試就是幾個鐘頭。一下幾萬塊台幣就不見了。就在那幾秒甚至幾毫秒間，你都是在做一些試 驗，你真的是希望做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別人聽起來有一種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費它，我不是一個很浪費的人。這個新意一定要有，這才是我們所謂的創 作人。我們創作人不是說寫文章，告訴人民形勢正在起變化。我們不是絞盡腦汁在鬥倒某些人。我們是希望讓別人的生活更平靜，更多一點感情。所以追隨你的歌的 人，要追隨你的感情。不要追隨羅大佑，追隨羅大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你如果喜歡羅大佑的歌，去買他的CD，去聽他的歌，我拿到版稅，我就已經相當滿足了。 其實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歌就已經屬於聽者了。當你聽到這首歌，你覺得很傷心，在一個淒美的晚上。你覺得這個晚上對你，你可能遭受心靈打擊，你可能被老闆罵了 一頓，如果這個歌對你有幫助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音樂人就覺得有意義了，我就覺得我的創作沒有白費。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頻率存活下來
中國新聞週刊：像您這麼精益求精地做音樂，出專輯，現在歌壇的製作風氣好像已經不是這樣了，講究速度，講究效率。越來越快地推偶像，越來越快地推新歌。
羅：但我不會因為他們那麼做，就違背我一貫的原則。所以我要多賺一點錢，去存活得時間更久一點。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裏，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 來，還有我的位置，我必須要證明這一點。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還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羅大佑每個月出一張唱片。我沒有那麼快，以前沒有那麼快，現在沒有那麼快， 將來也沒有那麼快。
中國新聞週刊：好像近年來您的寫歌速度越來越慢，從《之乎者也》、《家》到《未來的主人翁》，後來到《愛人同志》，《皇后大道東》，好像節奏拉得越來越慢了。
羅：對,人成熟了以後,老了以後就是這個現象嘛。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羅:有關係。因為你考慮到前邊的那些歌寫過以後，就已經被你排除掉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寫歌的方式了。從另一方面來講,莫札特也很幸運,他就死在35歲。如果他死在80歲，大家也會發現他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本身就不創作，整天拿個答錄機聽他自己過去的作品。
中國新聞週刊：像Bob Dylan或者“滾石”這樣的歌手或是樂隊，他們的歌迷會從60年代一直追隨到現在。在大陸或者臺灣，您也有這樣追隨您的歌迷，從70年代一直聽到現在，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你在新專輯中有很多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
羅：這個沒有辦法，因為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經過了太多的階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在改變。喜歡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開，一些人進 來，就是這樣不斷地在改變。我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我不能說年輕人聽到我這種很慢的曲子，一個民樂的曲子,或者說我組合過的民歌加電子樂，就趕快變成羅大 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這些東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從歲月中成長過來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羅大佑沒有讓他們失望的話，這些音樂是可以陪伴他們一陣子， 這一陣子要長一點。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奢望。創作人就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的歌時間長一些，希望自己寫的曲子聽的人多一些。我沒有別的奢望。創作人也和一 般人一樣，吃喝拉撒，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平凡人的日子。專業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點。
中國新聞週刊：劉索拉講過，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國民歌，被您給唱倒了。那中國傳統的音樂在您的創作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羅：我舉個例子，像台語歌它那種哭調其實是非常中國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諱言我是一個統派的人，我對臺灣獨立怎麼看都覺得它有問題。我不是因 為我在北京才這麼講，我在臺北也這麼講。這樣一種調式的東西，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樂它的本質是一樣的，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大家 的血緣、命脈、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樂有助於去找到我們共同的祖先，音樂有助於我們去找到我們共同的周遭的情緒。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國新聞週刊：您寫了這麼多情歌，這裏面有沒有自己感情經歷的影子？
羅：當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裏面的一個影子。有時候不見得只是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戀的時候一些影子在裏面，把它拼湊起來。像《戀曲一九八Ο》就會特別清楚，有時候就會不一樣。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剪貼。
中國新聞週刊：您給很多歌手寫過歌，這些歌過一段時間又會拿來自己唱，而您的演繹和他們的好像完全不同。
羅：我是這樣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種方式，編曲會只有一種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給像齊豫、梅豔芳、陳淑樺那麼好的歌手的話，他們的演繹 方法會有很多種。同樣是《滾滾紅塵》，編曲用這樣的方式那樣的方式，他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他們都是很好的詮釋樂曲的人。假如我做製作人，譬如說陳淑樺， 我會在那段時間裏面，幫她找一個最對的方式。但陳淑樺表現的方式絕對的不只是那個樣子的。反過來羅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裏就只有那一種方式表達。 因為寫曲的人是我，我對那首歌先入為主的那種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會變成只有一種模式。
中國新聞週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語化一點，您對李宗盛怎麼評價？
羅：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詞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樣的一點，我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我會做我自己的製作公司來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個性喜歡跟 很多人一起工作，這樣比較有效率，他會找到一種方式。我選擇跟“滾石唱片”合作，他選擇在“滾石唱片”內部工作，這就顯示出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他的生日跟 我就差一天嘛。我們都有對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敏感度。我們都把音樂當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面臨音樂市場的很大的衝擊，現在的音樂市場是很不好的，因 為電腦的關係、因為網路的關係、因為下載的關係、因為翻版的關係，我們一樣的一點就是我們還在努力，我們沒有放棄。我們覺得如果好好做的話，音樂可以和其 他的媒體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們最燦爛的日子已經不在了，這沒有關係。每個時代可能都有它最燦爛的媒體存在。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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