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音樂是心靈溝通最有力的媒體

我的人生正好經歷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樂數位轉換的出現，使無論什麽聲音都可以用電子來磨合，從此，科技改變了音樂界幾千年的景觀。我們跨越了那麽多東西，能夠活下來其實就不容易。歌手站在臺上，其實是有責任“八股”一點的，剛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兩根，也是想讓大家聽到中華民族最根源的聲音———也就是兩根弦的聲音。

創意一直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從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至今，台灣流行音樂走過了什麽樣的發展道路？

羅大佑：20世紀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拿起一把木吉他，披頭散髮，一副“披頭士”的樣子，打破傳統禮教，不穿西裝，不打領帶，赤裸上身，只有牛仔褲，那是最解放的年代。

台灣的校園民謠時代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沈積，到70年代之後，主要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大家都希望能唱自己的歌，而不是一拿起來都是西洋老歌曲、日文歌曲，於是從70年代開始，慢慢地搖滾樂、重金屬都進來了，一直到80年代，迪斯可也進來了。聲音要跟“肉”結合在一起，音樂要“跳”。90年代則是各種文化聚合在一起，21世紀我就搞不清楚了，但創意一直是這些年來台灣樂壇最重要的。

尋找久遠的認同感

新京報：你即將在北京開的演唱會起名爲“之乎者也”，跟你1982年首張專輯同名，似乎有把觀衆的視線引回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

羅大佑：1982年我的首張專輯叫《之乎者也》，是對當時封建、八股的反諷，所以我會唱《鹿港小鎮》這些歌曲，爲的是讓風氣開放一點。可現在是充斥著電腦、手機的時代，當時代把我們強烈地往前推的時候，我們總感覺有點失落，就像我說過的：“這是一個科技的年代，所以我們要找回人性。”電腦、手機用得越多，你的神經越被孤立掉，最好的網站也會讓你迷失。

儘管“之乎者也”這四個字我們不會再用，但這時候走回裏頭，我們總能找到一種久遠的認同感，我們應該尋回自己的根。人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你不覺得這古銅色的四個字在21世紀散發出新的光芒嗎？

新京報：這樣會不會顯得有些說教，你有沒有考慮過當前內地年輕人和台灣樂迷對音樂需求的不同？你的《現象七十二變》今年初被選入上海中學生愛國主義曲目，對自己的流行音樂進入教科書的行列，你有何感想？

羅大佑：我不怕說教，我的年紀隨著時間不同，觀衆也會不一樣，在時間的轉換裏找到一種認同感是最重要的。有人說，我說的比唱的多，那無所謂，因爲也是一種溝通。兩年半後我重回北京，我知道這個都市的氣質對我是種考驗，但我有備而來。至於《現象七十二變》入選的事，我到現在都沒反應過來。現在我已經不能回到過去那種心情，給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寫歌了，我只相信，音樂是人與人心靈溝通最有力的媒體，音樂之外我還沒找到更好的。

音樂被過分製作了

新京報：你寫歌30多年，用你的眼光來看，現在台灣樂壇與以前相比，主要問題是什麽？

羅大佑：以前是大家“拷”不到李宗盛、羅大佑音樂的問題，現在是CD太多，找不到音樂的問題，音樂被過分製作了。

我的人生正好經歷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樂數位轉換的出現，使無論什麽聲音都可以用電子來磨合，從此，科技改變了音樂界幾千年的景觀。我們跨越了那麽多東西，能夠活下來其實就不容易。歌手站在臺上，其實是有責任“八股”一點的，剛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兩根，也是想讓大家聽到中華民族最根源的聲音———也就是兩根弦的聲音。

這個時代替換太快，全世界的流行歌曲，沒有一首的迴圈是超過一兩年的；手機一年左右完全更新了，功能更多、畫面更大。我們受到的刺激太多，現在的小孩子，如果要讓他們開心，還不如買一個好的電動玩具給他們。但我還是一路在寫歌，我知道寫歌30多年會有多辛苦，但我有責任感，不能背叛自己的熱情，背叛公衆對自己的期望，這樣我寧願不去照顧年輕一代的樂迷。你知道寫歌從20世紀寫到21世紀有多困難嗎，前段時間連戰、宋楚瑜不是訪大陸嗎，他們等了50多年。

剛才有人送我生日禮物：1954年的《人民日報》，頭版消息是“東北大麥高粱的産量特別好”，下面一小塊“閩江匪幫”正在如何如何，隔了51年台灣和內地終於不用這種方式對抗了，真是一大進步。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

新京報：你到現在都自認爲是“鬥士”，你對台灣的現實不滿，並在音樂創作上注重社會責任感，你在樂壇有多少這樣的同行者？

羅大佑：其實我一直很緊張，面對大家時，話要說對，唱歌的時候不能走調；但又不能只講話，還得有些表演。我對自己的嗓子沒法要求，最重要的是對自己、對自己音樂裏的感情有所交代。我對台灣的社會現實一直不滿，也等於我一直對自己不滿。陶喆和周傑倫的音樂都不錯，香港由於語言的關係，還沒發現很多我的同行者。音樂人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聲音，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有不同的偶像，播放音樂的載體也不一樣，這是可喜的，最怕是一個時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新京報：你一直懷著社會責任感、有意拓展歌曲的思想性，但流行音樂自身的局限性會不會阻礙你的創作往深度去發展？

羅大佑：流行音樂一定有局限性，如果不是大街小巷在唱，媒體在不停播放，感覺就不叫流行。

但重要的是音樂沒有局限性，從人呱呱落地，“呱呱”的啼哭聲就是音樂，而人死了之後，會有送終的喪禮音樂，因此，音樂會一直陪伴我們一生。

新京報：你前段時間到內地采風，對於你或者你的同行將來的路該怎麽走，你如何看待？

羅大佑：這年頭采風已經不太可能了，我給你講一個笑話，有一次我在山上走了四個鐘頭，忽然聽到一段音樂，我感覺：“哇太棒了，真正的民歌！”上前一看，才發現是電視的主題曲。我相信音樂是來自土地的，因爲人本身就來自土地，雖然早一點的說法是，人是從海裏爬出來的，但從海裏爬出來以後也要著陸了才能成長。

現代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需要多沾染點土地的氣息。1993年我去過一個音樂研究所，看到他們搜集了龐大的民族資産，那就是一個民族所需要找的最好的東西。我一直認爲人不是走向“饒舌”的，我指的是像爵士樂、古典音樂等大家不熟悉的東西，而是要回到根源上去。我希望我們寫的歌，不需要區分哪個階段，就像我們聽到賀綠汀寫的《天涯歌女》時，不會覺得這首歌是屬於哪個年代的，因爲它已經是整個民族的一部分。

采寫/本報記者 張璐詩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