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3日 星期一

羅大佑:我的父親


羅大佑這篇文章,刊登在大陸雜誌《意林》2006年第4期。 {註:文章中,羅大佑披露他的父親二戰時期在南洋“當軍夫”的經歷。不過,幾年前羅大佑在蔡康永的節目《真情指數》中透露,他父親當年是去當軍醫。羅大佑當時還特別指出,那是在日據時期。

因此,這篇文章中,羅大佑提到的軍歌,應為日本軍歌。

羅大佑在《真情指數》中指出,當年前往南洋的有1000人,但是最後回來的只有300人,因此他的父親算是幸運的。}

我的父親
□羅大佑

  我和李烈還沒結婚時,有天在紅廚吃飯,聊到某音樂界好友在報紙上提到:“羅大佑出生‘貴族’,就音樂人訓練方面,比較佔優勢。”李烈當下附和:“對啊,我們小時候一直把醫生家庭當貴族。”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鐘之久,把她當眾嚇哭。

  一個人能夠做些什麼,跟他本人有絕對的關係,以出身來論成就,不但失之偏頗,更是一種偏見。我對此事非常不滿。就問李烈:“你知道我父親是怎麼長大的嗎?”父親在家中排行老二,祖父生了四男四女。五六歲時,家中無水,父親和大伯常去抬水。每次鄰居看見他們兩個,都忍不住笑。因為父親身材較小,扁擔永遠都落在大伯那邊。

  父親小時候赤腳上學,每天早上要走兩個小時到車站,搭一小時火車到新竹,再走半小時到新竹中學,來回共耗去六七個小時。

  二戰期間,他被送往南洋當軍夫。國民黨來台後,他又被派到越南當軍醫兩年,從他寄回的郵票上,我才發現他去了越南。後來經濟逐漸好轉,他一人赴高雄開業,在當地租屋,靠一名助理和一名護士協助,經過30年才創下一番局面。他這輩子可說是憑自己雙手打出來的天下,若被定義為“貴族”,我想是相當不公平的。

  我小時候家住開封街,那條街的甜不辣店很有名,附近有兩家漫畫店,租一本漫畫2毛錢。父親從不阻止我們,但每週他都會帶我們去東方出版社買有注音符號的一些優良讀物。如《小婦人》、《三劍客》等,或者帶我們去看電影。記憶中,他很少糾正我們的一些小動作,倒是母親總會要求我們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飯菜等。現代父母工作壓力大,常不自覺把情緒轉嫁到小孩身上,這點我很感謝父親,他從來不會如此。記得那時班上很流行把長壽煙銀白色的錫箔紙撕下弄平,剪成各式圖案來玩。有一次看完電影,我心血來潮,邊走邊揀路上廢棄的煙盒,大概揀了10來包,感到樂不可支。沒想到回家後,父親二話不說,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頓,邊打邊罵:“我給你受好教育,是讓你揀東西的?”我那時大約讀小學三年級,印象很模糊。父親過世三四年後,我和兄姐們在紐約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說父親曾經告訴他小時候痛打我的往事,並發誓這一輩子不會再打小孩。

  我18歲起,父親就帶著我教我開刀;家裏全是醫生,和我後來念醫科有很大關係。醫學院7年訓練,加上後來在醫院工作兩年;朋友認為我浪費這樣多時間學醫,未免可惜。但醫科嚴謹科學,重視倫理與尊重人權的訓練,對我後來寫歌、做音樂乃至為人處世,都有莫大影響。

  小時候,父親堅持要我彈鋼琴,後來去考合唱團,也是他借錢給我買樂器的。他從未阻止我玩音樂,他知道我喜歡音樂,也做得不錯,但始終勸告我:“做音樂可以,不要放棄行醫。畢竟醫生的社會地位好,收入穩定,又受人尊重。”

  回想我整個音樂歷程,他在背後對我的支持很大。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在當下根本感覺不到的。直到有一天你才恍然大悟。父親就是這樣,他對我一生的影響,大到我沒辦法為他寫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病所苦長達10年,路走不好,我給他買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當街摔倒。我忍不住問他:“爸,你怎麼都不拿?”他雖然不說,但我知道,拐杖對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徵。他一輩子行醫救人,都是他幫病人解決問題,怎麼可能自己成為需要扶助的弱者。

  他在紐約買了間小公寓,過世前兩天,他居然開口唱起歌來。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記得高中時候,他有次邀請醫院同仁來家中過中秋節,他在天臺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來了》,他的嗓子低沉,五音不全,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開口唱起早年在南洋當軍夫時候的軍歌,照顧他的阿姨非常驚訝:“阿公,你怎麼會唱歌?”“你不知道,羅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親答了這樣一句。兩天后,他便過世了。

  父親過世,我一直覺得很難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兩年時間,我才能面對這個事實吧。我後來用一句話來克服:在我生命裏,是否能顯出他的缺點更少些,優點更多些?相信這樣,我便沒有對不起他,他的生命也獲得更好的延續。

  他走得很安詳,這是我們比較安心的地方。

  (《海外星雲》2005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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