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我的父親

羅大佑這篇文章，刊登在大陸雜誌《意林》2006年第4期。 {註：文章中，羅大佑披露他的父親二戰時期在南洋“當軍夫”的經歷。不過，幾年前羅大佑在蔡康永的節目《真情指數》中透露，他父親當年是去當軍醫。羅大佑當時還特別指出，那是在日據時期。

因此，這篇文章中，羅大佑提到的軍歌，應為日本軍歌。

羅大佑在《真情指數》中指出，當年前往南洋的有1000人，但是最後回來的只有300人，因此他的父親算是幸運的。}

我的父親
□羅大佑

　　我和李烈還沒結婚時，有天在紅廚吃飯，聊到某音樂界好友在報紙上提到：“羅大佑出生‘貴族’，就音樂人訓練方面，比較佔優勢。”李烈當下附和：“對啊，我們小時候一直把醫生家庭當貴族。”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鐘之久，把她當眾嚇哭。

　　一個人能夠做些什麼，跟他本人有絕對的關係，以出身來論成就，不但失之偏頗，更是一種偏見。我對此事非常不滿。就問李烈：“你知道我父親是怎麼長大的嗎？”父親在家中排行老二，祖父生了四男四女。五六歲時，家中無水，父親和大伯常去抬水。每次鄰居看見他們兩個，都忍不住笑。因為父親身材較小，扁擔永遠都落在大伯那邊。

　　父親小時候赤腳上學，每天早上要走兩個小時到車站，搭一小時火車到新竹，再走半小時到新竹中學，來回共耗去六七個小時。

　　二戰期間，他被送往南洋當軍夫。國民黨來台後，他又被派到越南當軍醫兩年，從他寄回的郵票上，我才發現他去了越南。後來經濟逐漸好轉，他一人赴高雄開業，在當地租屋，靠一名助理和一名護士協助，經過30年才創下一番局面。他這輩子可說是憑自己雙手打出來的天下，若被定義為“貴族”，我想是相當不公平的。

　　我小時候家住開封街，那條街的甜不辣店很有名，附近有兩家漫畫店，租一本漫畫2毛錢。父親從不阻止我們，但每週他都會帶我們去東方出版社買有注音符號的一些優良讀物。如《小婦人》、《三劍客》等，或者帶我們去看電影。記憶中，他很少糾正我們的一些小動作，倒是母親總會要求我們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飯菜等。現代父母工作壓力大，常不自覺把情緒轉嫁到小孩身上，這點我很感謝父親，他從來不會如此。記得那時班上很流行把長壽煙銀白色的錫箔紙撕下弄平，剪成各式圖案來玩。有一次看完電影，我心血來潮，邊走邊揀路上廢棄的煙盒，大概揀了10來包，感到樂不可支。沒想到回家後，父親二話不說，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頓，邊打邊罵：“我給你受好教育，是讓你揀東西的？”我那時大約讀小學三年級，印象很模糊。父親過世三四年後，我和兄姐們在紐約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說父親曾經告訴他小時候痛打我的往事，並發誓這一輩子不會再打小孩。

　　我18歲起，父親就帶著我教我開刀；家裏全是醫生，和我後來念醫科有很大關係。醫學院7年訓練，加上後來在醫院工作兩年；朋友認為我浪費這樣多時間學醫，未免可惜。但醫科嚴謹科學，重視倫理與尊重人權的訓練，對我後來寫歌、做音樂乃至為人處世，都有莫大影響。

　　小時候，父親堅持要我彈鋼琴，後來去考合唱團，也是他借錢給我買樂器的。他從未阻止我玩音樂，他知道我喜歡音樂，也做得不錯，但始終勸告我：“做音樂可以，不要放棄行醫。畢竟醫生的社會地位好，收入穩定，又受人尊重。”

　　回想我整個音樂歷程，他在背後對我的支持很大。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在當下根本感覺不到的。直到有一天你才恍然大悟。父親就是這樣，他對我一生的影響，大到我沒辦法為他寫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病所苦長達10年，路走不好，我給他買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當街摔倒。我忍不住問他：“爸，你怎麼都不拿？”他雖然不說，但我知道，拐杖對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徵。他一輩子行醫救人，都是他幫病人解決問題，怎麼可能自己成為需要扶助的弱者。

　　他在紐約買了間小公寓，過世前兩天，他居然開口唱起歌來。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記得高中時候，他有次邀請醫院同仁來家中過中秋節，他在天臺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來了》，他的嗓子低沉，五音不全，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開口唱起早年在南洋當軍夫時候的軍歌，照顧他的阿姨非常驚訝：“阿公，你怎麼會唱歌？”“你不知道，羅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親答了這樣一句。兩天后，他便過世了。

　　父親過世，我一直覺得很難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兩年時間，我才能面對這個事實吧。我後來用一句話來克服：在我生命裏，是否能顯出他的缺點更少些，優點更多些？相信這樣，我便沒有對不起他，他的生命也獲得更好的延續。

　　他走得很安詳，這是我們比較安心的地方。

　　（《海外星雲》2005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