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4日 星期二

羅大佑:我一直仔仔細細寫自己



[天下雜誌編者按]年輕時候的羅大佑,數度壓抑對音樂的熱愛,因為音樂不能當飯吃。但是音樂又數度把他從醫學拉回來,直到完全佔領他為止。羅大佑的生命像是一個追尋的過程,但是他總最思念童年的單純美好。羅大佑常常不安,用音樂保持冷靜,「我在音樂裡找到自由,希望每個人能在愈來愈擁擠的世界,喘一口氣。」

楊煥世 攝

 對我來講音樂是一種reality,已經不是一個dream,是一個我比較想做的事情。

 我十九歲時組合唱團,那時候,等於有機會到飯店裡駐唱,當時當然喜歡音樂,但並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做音樂。

 我在情感上跟媽媽比較親近,但是在選擇人生的道路上受到爸爸很大的影響。我對音樂的興趣是他啟蒙的,後來學醫也是他的建議。我考大學的時候已經很明確知道自己的興趣是音樂了,但我也知道不能靠音樂吃飯,所以我也跟哥哥一樣,決定要讀醫學院。

 但音樂始終把我從醫學拉開,後來又發生了幾次這樣的拉鋸戰,直到它永遠佔領我為止。

承諾是沒有合約的 你得對自己負責
 我告訴我自己,這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沒有誰能夠改變我。承諾這種東西是沒有訂立合約的。你對自己的承諾,可能比較能連接到夢想與理想的主題,因為你必須在其中做選擇。有人問我,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我覺得是肯定,對自己的肯定,你必須對自己的承諾、決定要負責到底,不能有後顧之憂。

 用篤定的方式,我寫歌是為自己寫的,一定是要自己真的看到這個世界,而不是別人說的。我在寫自己的感情,不光是一個故事,還包括在大學對青春、校園裡初戀、就業的成長過程。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見習,當時十大建設已經完成了,台北的農村景觀迅速地消失。我從台中上來,有一種失去純樸生活的感覺,所以就創作了「鹿港小鎮」。其實到台中去讀書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沒辦法寫出這樣的歌。我不是鹿港人,這首歌是我借題發揮,描寫鄉下的孩子來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擊。我相信連在台北長大的我都有這樣的感覺,那麼對於真正的鄉下的孩子一定衝擊更大。

 「鹿港小鎮」、「之乎者也」這些歌曲,是透過一種吶喊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光流逝、社會變遷的感傷,一般人都覺得帶著一種叛逆的味道。從我的成長過程其實看不出這些蛛絲馬跡的,只是到了大學以後,我獲得比從前更大的發展空間,才能夠把這些過去沉澱下來的多愁善感用音樂表達出來。

從便當到國父遺囑 都是我的童年,我的接觸
 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工作者,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聽話勤勞地練琴,也擁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這個立足點上,我才敏感地以一個「人」的角度感受時空的遷移、成長的失落,然後透過歌曲連結人們共通的記憶與情感,喚起人們對逝去的童年與青春的鄉愁,這正是因為我也是一個從懵懵懂懂間長大、摸索著成長之路的孩子。

 要寫一首歌,通常要去找那夢幻的感覺,讓自己進入那個情境裡面。我從前有一本小本子,我不是在想小說的情境,而是接觸的東西我就寫下來,便當、筷子、糾察隊、老師、粉筆、國父遺像、總統遺像、國父遺囑……全部寫下來;有了這些元素,你就會看到一個考試、一張考卷、六十分,中間發生什麼事情?那些意象出來以後你才可以歸類。創作不是一個天才的過程,我真的下了苦功。

 想寫童年的動機很重要。為什麼想去寫這個歌?因為那時候社會不安定,所以我想去寫一個比較安靜、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一段事情;社會實在太亂了,我一方面要去寫一個過程讓我很開心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在想:這個歌所提出來的是不是大家的共同信念,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東西?

 後來事實證明,答案是肯定的。

 我寫童年,不可能寫「你」怎麼過的。我不可能去問每個人,我一定仔仔細細去寫我自己。十幾歲左右這段童年發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即使是被打、即使考試沒有及格、或者緊張得要死交不出答案來,我都覺得開心啊!

最不安的時候 就回頭尋找共同記憶
 所以後來我對童年有一個新的定義,童年是一個天堂,大家回到自己童年的時候,有一種最沒有猜忌、最天真,沒有任何社會的觀察、沒有想要去了解什麼事情的狀態,童年是很完美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台灣是一個海島,地震頻頻,幾乎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很深層的、嚴重的失落,一種類似於歸屬感的不確定性,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屬於誰?我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到底屬於什麼樣的族群?我的身分認同到底應該是什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放心?

 我習慣用排除法,從最不安的情況裡面去找最安全的方式。

 我在大家心最不安的時候自己保持冷靜,觀察一些大家可能沒看到的一些觀點,這觀點就是我寫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當我們的歸屬感受到嚴重挑戰時,我滿貪心的,我希望擴大我的歸屬感。這等於是完整用情感方式把事情敘述一次,用情感的方式、用旋律的方式、用歌詞的方式把它描述一次,讓大家再回到那種經驗裡面去,把大家都不敢講或講不出來的那一部份表達出來。

 當年,「之乎者也」是一個身為知識份子的醫生對於缺乏自由的抗議。我在八○年畢業的時候,一直想對當局做出一點反抗。我並不特別擅長用文字表達,可是和音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很精確地寫出自己的想法。那時候還有龍應台寫的《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們都可以說是在八○年代的時候,用文化的方式來做一種表態。

 面對藍綠的撕裂,我覺得事情是不能反過來的。事情可以造假,可以騙,但是不能使事情反過來,不能用民主來做其實非民主的事情,這是普世的價值。

 這時候,可以靠一些歌,我們記憶裡面都有的歌,回到這些的共同的記憶尋找共同的元素。

 共同記憶本身讓我們回想到一段美好的時刻;有時候,在我們生活裡,也會做夢回到以前小時候那些溫馨的片刻,即使只有這樣的片段也足夠,是一種有價值的歷史的流程。

 我們這一代跟年輕人最大的差別是在科技上。因為科技無遠弗屆,當你太靠近時,你變成是它、是科技本身,而不是你自己;到底,你的想法在哪裡?

 我最怕的就是網站的訪問,因為對方打出來的是字母。你知道嗎?我看不到對方的眼神,我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他可能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來問你,但給我的感受完全是兩回事。

 我一定要聽到這問的人的聲音,我要看到他的眼神在問我的時候是怎麼樣,我一定要聽到他的語調、看到他的臉。

 我到現在還是用傳真,我不太用e-mail,因為e-mail不能把寫的人當時的情況表達出來。好好寫個傳真,裡面有感情成分,有情緒在。我一邊看這個東西,我才知道怎麼回答問題。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甚至比問題本身還重要。我要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在溝通事情?

夢想需要平穩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在哪?
 夢想對我來說是大家都在一個很平穩的時代才會有,社會本身如果沒有這個土壤,沒有這樣的生活背景,我們憑什麼去做一個夢想?好在我經得起沒有掌聲的日子,就過得了那一關。

 八五年三月,爸爸把我押上飛機,他要我到紐約去一陣子,好好思考未來。我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八七年四月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較久,後來也寫了「皇后大道東」來描述香港社會的狀況。九五年後我才又與台灣有比較緊密的聯繫,兩千年後我在北京、香港的時間較多。

我要用音樂的原創力 讓每個人能喘一口氣
 我待了這麼多個城市,幸運的是我總在它們發展得最蓬勃的時候置身其中,從而感受到它們的巨大能量,並且被推動著一起成長。

 我相信原創力愈強的東西,遭遇到毀壞的可能性愈低,因為那是從你自己身上長出來的。

 創作是愈不一樣,原創性愈高,愈可貴,而不是去跟隨市場的規則。一定要打破市場的規則,提出一種新的情感、一種新的旋律、一種新的歌詞出來。

 我希望我的歌愈多人聽到愈好,社會需要一個情感的投訴、一種能夠盡量去尋求相同地方的訴求。

 這麼些年來,我不停地轉,想要尋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個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後我還是決定走音樂的路,因為我在音樂裡面找到自由。

 我希望能夠用音樂替人們創造出更多的空間,讓每個人可以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世界上喘一口氣。(採訪整理/蕭錦綿.周慧菁)

羅大佑
 華人搖滾音樂的代表人物。

 他的音樂,曾經在理想主義的七○年代,以至狂飆飛躍的八○年代,帶來沸騰的感動。

作者:蕭錦綿.周慧菁/採訪整理 天下雜誌2004,6,1 /第3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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