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夜話 羅大佑、金兆鈞把酒論音樂[完整版]

[Sleepingcat推薦語]這是我在查找某些資料時，無意中看到的一篇報到。我比較後知後覺，好像從中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看到東西,覺得對瞭解大佑有幫助 。

圍爐夜話 羅大佑、金兆鈞把酒論音樂

今年新年之夜羅大佑將在首都體育館舉辦一場名為“圍爐音樂會”的個唱。這次特別從香港飛到北京的大佑，第二天還要再搭班機回港，參加他的新書《童年》首發式。雖然行色匆匆，大佑與金兆鈞把酒論音樂，仍然談的不亦樂乎。

金：大家對你這麼大的興趣，可能不僅僅因為你在北京開演唱會。你可能也知道你對內地的影響有多大，但是我想具體的瞭解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瞭解到你對內地的這種影響的？

羅：大概在91，92年的時候，直到內地有一些人喜歡我的聲音。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金：在臺灣香港，為什麼會有一些人對你提出激烈的批評？

羅：比如說我當時到香港發展，寫了一首《東方之珠》。因為臺灣畢竟是一個海島，這註定了有些“島民偏狹症”，這也是當初我在臺灣受到那麼多媒體批評的原因之一。早期的時候，媒體認為我是黑色的叛逆者，實際上每一個人對社會，對政界，對經濟狀況，對個人的生活狀況有一個個人的理解，我不可能說我是一個抗議歌手，我寫一張唱片要做年輕人的代言人，不可能。我在85，86年開始對這些評價習慣了。

金：你在內地的形象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溫情的，比如《童年》，一方面是叛逆的。這邊聽到你的時候是在八十年代初，聽到你的聲音那一代人，很多人把你奉為音樂領袖。這種雙重身份在剛出道的歌手中並不多見。

羅：不止音樂本身是雙重身份。我家裏人都希望我做醫生。我一直在音樂和做醫生之間掙扎，這個過程經過了十年。上學的時候平常不太上課，在家裏寫寫歌，聽聽音樂，到了考試的時候趕夜車。

金：我也上課寫過歌，但是我沒有最後走上創作之路。很多內地歌手都是走的這樣的路。那麼你最後是出於魯迅那樣那麼嚴肅的原因，還是?

羅：我是很自私的。寫音樂，寫歌，自己會感覺唱出自己的心裏感覺，情感狀況，矛盾……我第一次在臺北開演唱會是在1982年，臺北國父紀念館。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地方……當你發現兩個行業都是那麼高度專業的時候，你只能選擇一樣。1985年3月9日，我離開臺北，原因很簡單，大家對我的期望太高了。我在寫我自己的感情的部分，我發現我要走的路不是我自己想走的，而是別人對你的期盼。音樂本來是要給人帶來和諧的東西，但是現在是對立。四年以後，在香港，我給父母寫了信，我說我希望能做我自己最希望做的事情。我的父母還希望我能夠不要放棄做醫生。我學了七年的醫，而且家裏有這麼深的淵源，可是我要放棄這個去作曲。當時人們認為這是沒有前途的事情，是一種“戲子”的概念。

金：我覺得你早期溫情的歌曲，很多是那種非常純淨，非常透明的歌，比如《歌》，現在給大家唱唱？

羅：《歌》的曲子是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寫好的，但是一直沒有合適的歌詞。到了大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的朋友來找我，在《閃亮的日子》電影劇本裏面已經放下了一段歌詞，就是現在那段，這就是我一直找的。

金：有一種感覺是可以流傳很久遠的。81年的時候，在朋友家聚會，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很靜默，這種感覺我一直留到今天。這首歌，包括《戀曲1990》，還有《追夢人》中的一些歌曲，給人很透明的感覺，這跟什麼有關？跟你小時候的教育？

羅：可能跟我的家庭有關。我小時候學鋼琴，我父親很喜歡音樂，家裏的唱片摞起來那麼高。一路在長大，13，4歲我開始聽一些西洋流行音樂。我發現不同類型之間的音樂差異如此之大，又是如此的引誘人，這讓我很感興趣。我小時候不太交朋友，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聽音樂，寫音樂。如果說有創作這回事，我想瞭解這種事情。我買了大量的國外唱片，跟著學，跟著彈。在音樂上我還是把自己該做的功課做完，我的成長是比較單純的。大學七年，我有大概1200張唱片，都是翻版，因為當時臺灣找不到那麼多原版。

金：回過頭來看，國內這些第一代搞流行音樂的人，部分都是家裏有音樂方面的背景，或者是知識份子或者文人，學民族音樂，古典音樂的。甚至有一些拿過國家級的大獎。當然他們是在適當的年齡聽到了歐美的這些東西，當時他們產生了要做這種東西的欲望，這時候技術準備已經了，有了可以表達的工具。

羅：是，關於音樂基本的東西一定要先有，也就是說，當你去寫一個東西的時候，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和絃是什麼。如果連基本的把這些情感的東西去表達的方式都沒有的時候，你隨時會卡在那裏的。小時候被父母逼著學彈鋼琴，後來發現對我很有幫助的。聽很多的音樂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樣才能知道在那麼多的情感裏面我到底屬於哪一塊。我應該往哪一方面發展才更為舒服，而不是去抄襲，而不是被迫的往浩瀚的音符的浪濤中游去。

金：我覺得你的旋律創作上有自己的特點。應該說西方的流行音樂是一種以和聲的思維來展開，而東方音樂基本走的是五聲音階，我發現你的《東方之珠》很好的把這兩點結合起來，開始是典型的五聲音階，副歌則明顯是分解和聲。很多作曲家試圖做到這一點，這也始終西方文化結合的一種體現，你是怎麼解決的這個問題，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

羅：很有意思的問題。你應該知道《海上花》這首歌，這是我的大罪名之一，說我怎麼突然這麼向流行靠攏……《海上花》很多媒體批評我向流行靠攏，實際上我當年從紐約回到香港，突然有一種很東方的感覺，於是有了《海上花》，突然之間，你已經在鹿港小鎮。我個人相信被環境壓迫下，人總會去找一種認同感。我在臺灣早期的歌包括《鹿港小鎮》《之乎者也》，一直是很西式的歌，可是那個時候一到香港，中國的，漢族的五聲音階突然就出來了，媒體就開始批評了。

金：在這兒可以這麼說，不知道異類文化，就無從認識自己的文化。

金：我欣賞的，全面創作的，作品有一定量的，歌手只有三人，一個是崔健，一個是你，一個是張楚。你的歌詞我有一個印象，我這個人很靈的，我喜歡的歌詞我幾乎都能背下來，你的我詞我就常常背不下來。你在歌詞上我想問問，你小時候愛寫作文麼？

羅：我不覺得我作文好過，小時候寫作從來都是一個壓力。在命題之下做自己的違心之論。一直到大學的時候，離開家裏，脫離了家裏的約束，這種情況下你聽歌，你做自己想幹的事情，那就不一樣了。

金：你覺得你是完全憑感覺做出來的還是需要反反復複摸索尋找的呢？

羅：摸索的要多。一直到92年，我才在填入境表的時候在職業上填作曲。我唯一不確定的就是我的歌詞。童年，我寫了5年。最後我發現在歌詞裏面找到一種口語化的表達--因為中國人說話的音調--這是最難的。我認為我還沒找到最終解決的方式。可能以前文人詞牌的方式更合適。第一，我小時候語文很差；第二，我在寫歌詞上面花的時間至少是曲的十倍；第三，在我的曲和詞配合的100%的和諧之前，我是不會拿它出來發表的。流行音樂的本質就是，我唱出來你立刻就能聽的懂。學院派的就喜歡繞，流行音樂不是這樣的，要進到耳朵裏面就能進到心裏頭，要一刀見血。

金：你在北京這段時間，也認識了很多北京的音樂人，你覺得你對這邊的創作有什麼影響？這邊的流行音樂從起步來說就比臺灣晚10年，中國的第一代音樂人是從80年代初開始接觸鄧麗君，然後慢慢的學技術。我覺得至少你影響了校園民謠。他們很多人都是聽著你的作品長大的。

（兩人合奏光陰的故事/同桌的你。）

金：羅大佑的音樂對國內的校園音樂有影響。我覺得“校園情懷”，是受到你的影響，在十年後，出現了同桌的你。

羅：我可能是在學校裏面的時間長一點，我覺得校園這種特殊環境，讓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特別高。校園裏面是更多的理想空間，而少了現實的磨練。我們如今做搖滾樂，一定要Make it,要讓它發生，讓它掙錢，這樣才會存在下去。

金：對你八個月的北京生活做個評價。

羅：在北京的這八個月對我很重要。整個世界，人的生活狀態處在一種半夢境的狀態，然而北京在發展。北京的現在是北京有史以來發展的最快的時刻，這是給我最大能量的事情。

金：從98年，99年，國內的音樂人開始做一些新的思考。出現新的音樂形式，最近是很有希望的。

羅：如果大家多努力一下，我們會有一種新的音樂形態出來。要和現實有衝突，當然也有妥協，這樣才會有進步。妥協不是一件壞事，這也是和現實的一種交鋒。

花絮：●《光陰的故事》轉到《同桌的你》，是那麼自然，席間兩人合奏一曲，兆君借羅大佑的歌表述了自己對國內校園民謠的看法●大佑彈了自己20歲的時候，寫的一首鋼琴曲，並且自己解釋到：“這是當初為了反叛莫札特，自己創作的東西，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記者提問

1．您對您現在的成就感到滿意嗎？

羅：我這樣講啊，其實我覺得可以糊口了，因為我對我的父母承諾就是我有能力可以養活自己。任何一個做創作的人都可能對自己的所有成就有任何（地方）說滿意這兩個字。因為“你只要這樣維持就好”。“滿意”就代表這個意思。創作代表一種永無止境的奮鬥，奮鬥對我來講，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難的。

2. 您有創作枯竭的時候嗎？

羅：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在枯竭中。

3.您怎麼能改變這種狀況還能出這麼多新歌呢？

羅：創作枯竭就好比海綿中的水被榨幹，我只有不斷的搬家，去聽新的音樂，到處流浪，去跑，去接觸新的土地，去接觸不同文化的事情。當海綿中的水被榨幹後，你得考慮怎樣把水吸回來，怎樣讓他重新充滿了水。對我來講，這種枯竭狀態是重要的，而不是說出了唱片，賣的怎麼樣（重要）。對我來講，“零”是重要的。“壹”是不重要的。“歸零”就是回到原點。我太習慣獨來獨往了，只有這種情況，我到了任何一個地方，我在街上，我去吃頓飯，或者我在某個場合裏，各種情況，我才能保持一種觀察者的角色。觀察是創作很重要的一個基數。

4.您覺得當前的流行音樂和過去的有什麼不同？

羅：當今的電腦（音樂）確實可怕，但是電腦再偉大也不會取代人（腦），有幸的是我跟著整個環境的變化而一路成長。不幸的是我必須去妥協，去學這些技術，以便跟各個層次都有溝通的餘地。

5.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您希望您的歌迷都是什麼人呢？

羅：如果可以選擇的話，當然是從8 歲到89歲的都要，當然這不可能了（笑）。

6.為什麼這次演唱會叫做“圍爐音樂會”呢？

羅：我覺得，過了這麼多年，今年對北京是有很特殊意義的一年，歷史註定這個城市在經過這麼多苦難和鬥爭後，應該得到一個圓滿的結局。我覺得今年的年底在辛苦之餘，大家能夠圍坐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不一定是因為迷信說這是港臺的歌星，而是和大家多一點音樂的溝通，和大家共用一個舞臺。那麼多人大家可以回憶到80年，生活剛剛開始穩定的時候，一個黑白照片的回憶，使這個回憶變成---可能今天一個三十五歲的人，他當年可能二十歲不到—這樣一個成長過來的過程，使他怎樣從時間空間的轉換中找到他現在的自己。使在這個世紀開始的時候，他會更廣闊的憧憬他今後的路程。我不敢講我現在的成就怎樣，但是起碼我可以講我現在做的事情，我值得去做，它只是一句話寫到一半，我該如何繼續寫下去，我必須寫下去。

7.能否理解為這次的主題是懷舊呢？

羅：不是。懷舊是個動力，我們要用懷舊本身那個正面的動力來告訴自己可能明年會幹的更辛苦。你的人生在整個世界的人生舞臺上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圍爐”的意義就是說在這個特殊的時候，我們需要有這麼一個機會，大家互相信任，互相鼓勵。

8.有人認為您是中國的搖滾領袖，您是怎麼看的？

羅：我最反對什麼“領袖”的評價了。總是有人拿我跟崔健比較，拿崔健和竇唯比較，要打倒誰，其實誰都不能打倒誰的。創作就是你創作出唯一的一種別人沒法創作的音樂形態，這歌本身是無法被另外一名歌手所取代的，所以說“領袖”本身是毫無意義的。說我是教父，也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的創作一直在走，它本身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和別人的溝通，哪怕是可以和年輕一代的創作人溝通的，就是這樣。領袖這個稱呼負擔太大。

9.演唱會的曲目？

羅：大部分曲目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重要的是演唱會的編排，他有一個起伏，會有戲劇化的效果。歌大概會有35-40首。可能代表的是我的一種創作歷程，也可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過程。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場羅大佑的演唱會，這是一場羅大佑的作品和其他音樂的共用的一個音樂晚會。

10.為什麼說這場演唱會是你期待了二十年？

羅：這個期待可能是一個完全無意的的期待，可能這是我的一種命運，也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11.你對愛情和婚姻有什麼看法？

羅：婚姻就是為了生小孩子。

本文來自：網蛙（www.wanwa.com）
文/Vermeil